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3)

当前的汉字，一方面各自维持现状，既不放弃自己的规范，也不强迫对方改变规范；一方面又要进行开放交流，特殊情况下采取灵活变通的对策。在开放交流的大潮中，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大陆的人们要来一下“识繁”，台港澳的人们则来一下“识简”。虽然“麻烦”这么一下，但这样一来，人们对两种字形的差异所在也就熟悉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各字形的长短得失也就显露出来了，制定共同的标准也就有了选择的基础。繁简的交流，最终也会走向融合和统一，走向书同文。

四、书同文的指导思想

前面说，由于中国的现行汉字印刷体存在繁简的差异，所以大陆和台港澳在各项交流和合作中就不能怕麻烦。但是，这种不怕麻烦，是硬着头皮的不怕，因为客观现状如此，而麻烦终归是麻烦。大家对繁与简，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识”不说，有时还得硬着头皮去“用”。比如前举汪辜会谈签协议，本来我们是同一种文字，但却要签一式四份。所以，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也有责任早日消除这种麻烦，尽快实现祖国的书同文。

那么，书同文的标准又该如何呢？书同文的基础是什么呢？书同文的标准，不能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找，也不能从外国引进。书同文的基础，只能是中国的现行汉字，包括大陆的现行简化字，台港澳的印刷体以及台湾的手写范本。书同文的标准，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

可是，我们在现行基础上进行选择的时候，在统一书同文的标准的时候，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呢？这不能以个人偏见而论，也不能以政治或其他偏见而论，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从便利群众的观点，从符合时代要求的观点来考虑。在这点上，汉字自身形体发展的历史和老祖宗对待此类问题的做法，会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翻开汉字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形体不断在变，其中既有点画的增减，偏旁的更换这样的小变化，又有整个体系面貌的大变化（如隶变）。变的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便利书写，二是准确表达。文字是交际工具，是工具就得求便利，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书写的材料及工具也是在变的，由龟甲兽骨、竹简布帛以至后来的纸，由刀刻、笔写到印刷。工具材料变了，字的线条笔画就会出现新的风格，人们便在新工具新材料的基础上追求新的便利。这就促使汉字形体发生不断的改变，有时竟变得与原来形貌迥异。例如主要基于书写便利而发生的“隶变”，就使古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丧失殆尽。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先民们造字之初，绞尽脑汁，尽量使语言中的意义在文字的形体上表现出来，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就是形体直接跟意义挂钩的；而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是可读的，于是先民们又尽量让汉字形体与语言中的声音挂起钩来，这就是形声字大量产生的原因。《说文》小篆形声字已占80％以上，后来更多，以至于有人干脆把我们的汉字叫做“ 形声体系”。形声体系的汉字就像人有两只手，一只手伸向语义，一只手伸向语音，确乎高明。依义造形，依音造形，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和我们汉字的形体之“美”。

按说，这样的文字是不该变的，这样的“美”是不该丧失的。可是无情的事实表明，汉字原有的那种形体之“美”，却逐渐地退化乃至消失。问题很简单，正因为文字是表达语言的，而语言却是不断地发展演变的，语音、语义都变了，先民们以原来的音与义造的形，其“美”也就自然消失了。比如我们常说的“汉族”“ 汉语”“汉字”“男子汉”等词语当中的“汉”字，其形、声之“美”早已消失净尽了，但却并非简化所致。其形符“氵”的表义原理在常用义中，随着汉王朝的兴盛，早就不复存在了。在繁体的“汉”中，其右边的声符，也早已表不出声来了。许慎在《说文》中说它是“难省声”，段玉裁则以为是“浅人所改”，认为应该从 “堇”声。可是从“堇”声的道理，即是古音学家也得绕好几个弯子才能得出声来，所以有声也是等于无声。事实证明，还是许慎说得对。中国历史博物藏有50年代发现的春秋时期楚国的一枚铜节：鄂君启舟节。上面两次用到“汉”字，确实从“难”。但那样一来更糟。“汉”就成了“滩”，而《说文》明明另外收有“难”字。那么“汉”在过去到底该读han还是该读tan或者别的什么音，“ 汉”与“滩”古代到底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这只好留待好古之士去考究了。类似这样的构形之“美”消失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和材料都在发展），语言的演变，人们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和语言的新变化，便将原来的字形加以改进，这就促成了汉字形体的发展。发展中，有时是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偏旁，如：益→溢，前→剪，要→腰，亨→烹，等。有人单就这一点说，汉字的发展规律是繁化，听起来也像是不无道理。但是，这是汉字的“孳乳”，是适应语义的分化演变而产生的滋生分化，绝不是单纯的“繁化”，并且这种滋生分化完成以后，它们仍要受“求便利”这条规律的制约，走向趋简的路。所以，笼统说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好像不大全面，要说是在明确表达的前提下尽量求简化，就较为全面了。实际上，汉字正是在这个定律的约束下向前发展。比如“尘、床、达、递、灯、刍、麦、继”等简化字，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有的既表达明确，又书写便捷，可谓“ 二美兼具”。如果繁体和简体表达都不明确怎么办？人们还是愿意选择简体。比如“漢”与“汉”，繁体的那个声符，在其位而不生其效，而徒具书写之繁难，这样就不如用一个同样无理的符号“又”将它顶掉，至少还能得书写便利这一条优点。同样的情况，人们都愿意求简求便，因此汉字的简化就不断在汉字使用者的手头上发生。像“无”、“礼”这样的字，战国时候就这样写了。所以，去繁趋简，应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

历史上的当政者在进行文字规范化的时候，也总是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总的原则也是——趋简。比如秦代的书同文，如果出于政治上或感情上的考虑，将秦国的大篆立为正字也就了事了。但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这样做，而是让李斯等人，以统一前的文字为广泛的基础，兼采六国古文，从而整理成更加简易规整的小篆，作为书同文的标准；并且大胆承认“贱民”们的“隶书”的草率手体地位。这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其趋简倾向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