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4)

唐代的字样之学是确立楷书正字的又一次文字规范化运动。自秦至唐，汉字又经过了八九百年的发展，其间经过了隶变和楷化两次大的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官方没有对汉字再一次予以正定，隶书在汉代就已成了实际上的正体，但小篆虽早已退出了文字的日常应用，却仍保留着名义的正体地位。唐代是个大一统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文字的规范十分重视，有专门官吏来掌管。唐有天下，儒学大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厘正文字，其后又诏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其正定文字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应时致用，即：不求复古，但求利今。颜师古著《字样》，其侄孙颜元孙著《干禄字书》，以及后来张参著《五经文字》，莫不如是。“应时致用”也就包含了“趋简避繁”在内。如张参的《五经文字》，在规范正字的时候，如果遇到两个字形，一个是较多地保留了篆书结构和笔意而较繁的“隶古定”，一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省简的“隶省”，他一般将“隶省”立为正字，例如“捜”“搜”二字，前者是《说文》篆文的隶古定，后者是经籍中相承的隶省，他就把“搜”定为正体。这样一来就更加彻底消除了古文字的影响，使汉字更加笔画化、符号化。经过唐代的这一番规范整理，魏晋以来新兴的楷体就正式成了官立的规范正字，汉字的形体在“去繁趋简”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唐代以后，由于官方的以经学取士渐成定规和印刷术的日益兴盛，这种厘定的楷体渐趋于固定和保守。但汉字形体并不是从此不发展了，因为语言、社会仍不断在那里发展，一些表音表义更加合理化、书写也更加简便的字形便不断在民间产生出来。只是由于那些老化的字形，一直赖在那个正字地位上不走，这些新生的优秀字形一直被挤在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字”地位，千余年来也再没有哪个朝代的当政者出来把它们“扶正”了。本世纪初，一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曾经进行了一番汉字整理和简化的工作，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结果功亏一篑，没有最后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上承汉字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下承本世纪前半叶志士仁人及前政府的未竟之业，终于使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取得了成功，使汉字的楷体正字在经过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后重放光辉。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一批新的规范正字，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不只是对汉字的一次整理和简化，而且是对整个汉字体系的一次系统优化！

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要知来。我们清楚了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情形，清楚了古人、前人对待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态度以及进行文字规范化时的主导思想，在今天考虑书同文的标准时，对中国的现行汉字形体，就知道该如何对待了。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既然是“去繁趋简”，我们也不能违背它；古人对待汉字的态度既然是“舍繁从简”，我们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世界人民会疑惑：难道今天的炎黄子孙还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开明？但从简，并不是说一依大陆简化字为准，而是就总体思想而言。在具体取舍时，大陆字形也要修正，有的可能恢复繁体，台湾手写本《标准行书范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可上升为正体。关键是摒除偏见，两岸共识，求同存异向前看。

总之，我们的书同文，应该是前进的统一，而不能是后退的统一；是对现行汉字的一次更加优化，而不能是相反；是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而不能是相反。

我们正处在一个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这一代跨世纪的炎黄子孙，应该切实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