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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缘起(2)

2013-06-01 01:23
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明确地强调艺术是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艺术是在与物质生产相关联的条件下存在的，物质生产制约着艺术生产，艺术生产对物质生产也有反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光是思想力求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P11）列宁则更为直接明确地要求文艺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1]（P68）文学应当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学艺术是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他们特别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的实践功利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这种“形式”上的相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以在二十世纪中国迅速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正基于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和主流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了其他外来文论所无法比拟的强大优势。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艺观迅速融合，逐渐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与现实社会功利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部分，却被当时的文艺理论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也未能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之初体现出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呢？是不是一定需要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根据中国现实和历史进行阐释、赋予它以中国特色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毛泽东在1938年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2]（P5） 1940年，他又就这个问题写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3]（P21）毛泽东这里谈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些不同于它在欧美广泛传播的历史特点。这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形势分不开。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经传入中国，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1、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与具体的实践精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4]（P544）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现出的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使之一经开始传入中国，就和当时中国的现实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陈独秀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因为它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我们评价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15]（P25）可见，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都极为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
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与中国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并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得到传播的二十年代初期，胡适就挑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鼓吹实用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等也都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入。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疯狂地发动了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队伍，正是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更大范围内译介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战斗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2、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它作为一种从西方输入的理论，主要是从译介、阐释和发挥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从西方“横向移植”的结果。尽管这也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艺传统和中国当时的文艺的情势，但是它最初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文艺创作实践的概括与升华。可以这样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到了创作的前面。
同时，由于当时中国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懂西语的人才及掌握的相关资料都不多，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不是西方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也不是前苏联，而主要是来自日本，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是经过日本人选择之后中国人所作的再一次选择。日本的辛岛骁说过：“日本左翼评论家的议论，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平林初之辅、片上伸、冈泽秀虎、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的文章，曾经和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并列，象金科玉律地被引用过。”[16]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并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那已经是三十年后的事情。这个时期，至今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篇文论译文，也没有出版过他们的任何文艺论著。我国首先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是苏联的一般的文艺论著，除1925年以后翻译的列宁的两篇文艺论文之外，没有理论价值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论著。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还有一个逐步整理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恩论文艺的若干书简等重要理论文献，都是首次刊发于1924年至1932年之间，此前还不为世人所知。直至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前苏联，普列汉诺夫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大权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则是于1972年首次公开发表，因而中国学者的早期译介，主要是以对马克恩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性著作、苏俄文艺政策及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热点”问题为主，后来才逐步演进到着重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