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积极意义和理(2)
2013-07-13 01:01
导读：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促进了历史文学创作的繁荣，涌现了大批新历史小说作家。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相当多的作家不约而同地涌入历史，开始了各具特色的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促进了历史文学创作的繁荣，涌现了大批新历史小说作家。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相当多的作家不约而同地涌入历史，开始了各具特色的历史书写活动，形成了一个持续至今的历史文学创作热潮，产生了大批历史文学作品，其中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等，这些作品所显示的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是迥异于传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小说回顾了当年发生在河南的大灾荒，并通过大量征引当时的报刊档案等史料，叙述了大灾荒与当时权力结构之间的奇异联系：灾民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与最高统治者的饱食终日满不在乎形成对照；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两个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一批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却放粮赈灾，“救了不少乡亲的命”。作品以此向正史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种极具震撼力的创作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更新了人们的观念，引导着读者去关注正史不屑关注的历史细部。
应该说这种文学新潮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我国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又是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新历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国内各种理论和实践相互激荡的结果，也和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尤其和新历史主义打通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主张“文史合一”的观点有关，因为这种新历史小说创作同样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和主体的叙述性，同样不再追求历史话语的最终所指，使文学与历史在文本基础上交融互渗、彼此构成。国内的创作实践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相互融合，既促进了我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又丰富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内涵。
二、“文史合一”观的理论缺陷
（一）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性的片面强调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新历史主义所坚持的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深受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形式论思潮的影响，而解构主义的语言阐释理论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把语言文本视为能指游戏或能指碎片，强调“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不承认语言有最终的所指，受此影响，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等同于文本，认为历史只是一种语言构成物，它不再因为代表客观真实就必然高于文学，而这也是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能走向同一的关键所在。可见，新历史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回到传统历史主义，回到那种本原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对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于历史的又一种阐释。新历史主义并不关心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即那些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只关心作为文本的历史，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历史文本中性化，把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放逐了。西方学术界由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习惯于让意识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穿行，在所谓“互文性”的旗帜下，文本与文本似乎可以不受约束地拼接在一起，从而产生种种无需受最终所指检验的意义。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等同于文本，实际上也就无意于再去关心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詹姆逊就一方面指出历史从根本上是非文本性的；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们只能接触到文本化、叙述化了的历史，因而那种非文本性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据此他们认为去关注那种非文本性的历史也是毫无意义的。
福克斯——杰诺韦塞认为：即使再不确切，我们仍然用历史来指代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些曾经实实在在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以及具体作家在撰写它们时所采用的方法。而当代的批评家却不适当地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描述过去的方式。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解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35]（P56）新历史主义批判形式主义割裂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做法，但是它自身恰恰又深受形式主义语言论的影响，将历史等同于文本，从而将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恰恰又是我们要批评的，因为这种语言观放逐了能指的最终所指，因而相应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也就放逐了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将历史变成了一种文本之间的游戏，新历史主义关注的只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文本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除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外，还是唯一使我们感知这一切的形式。”[36]（P59）他们甚至将文化背景、历史语境也当成了一种文本，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而不是那种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就是一种建立在纯语言层面的构想，但是语言的实际运用则总是有其最终的所指的，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叙述的则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看它们是否有最终的所指，任何历史文本总是要指向过去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因而尽管历史具有文本性、虚构性、想象性，含有情感因素，但无论如何历史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历史文本指向外部世界，历史话语的真假要靠本话语之外的其它资料，如别的话语文献、实物证据等加以验证，而文学作品所指的对象仅仅存在于话语之中，我们不能用话语之外的资料来验证真假，只能看人物与行为在整个话语结构系统中的关系如何，是否合乎生活逻辑与情感逻辑，无法用外在的东西加以验证，当然，文学也有所谓真实性的问题，但这种“真实”是指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否符合整个故事中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而不必和生活中的事实完全吻合，一般而言，具备这种“真实性”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相反，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完全是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记录，读者就会认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技巧是拙劣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需要作者的虚构、想象和加工，而不必拘泥于具体事实。但历史文本则必须以尊重事实、忠于事实作为最基本的态度，因为历史文本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而是一个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如果历史文本不是这样，那么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它做什么用呢？新历史主义必须将客观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的区别作一个清楚的说明，这样才会有说服力。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具有文本性、虚构性和情感因素，而这确实是传统历史主义所忽略了的，新历史主义将历史文本的这种性质揭示出来，是新历史主义的一种贡献。但新历史主义却始终有意无意地把文本的阐释说成是客观的历史，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从而走向了新的极端和片面化，而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缺陷所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和历史观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