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类型(2)

2013-08-17 01:11

导读：4.22苏州上潭村100余人聚众游行高呼减租口号，向镇公所示威 4.24苏州斜塘2000余人因荒歉减收，农民要求减租，聚众二千余人，结队涌往镇公所请愿 4.24苏州

4.22 苏州上潭村 100余人聚众游行高呼减租口号，向镇公所示威
4.24 苏州斜塘 2000余人因荒歉减收，农民要求减租，聚众二千余人，结队涌往镇公所请愿
4.24 苏州河村春庄 300余人农民要求减租，迫令乡长领导请愿
4.24 苏州张王墳农妇200余人各持灯笼火把，结队游行请愿
4.24 苏州胡家巷姚村 100余人减租游行
4.25 苏州东坊乡 200余人游行减租
4.27 苏州斜塘 2000余人保安队赴乡巡视，耀武扬威，乡民鸣锣聚众，与保安队肉搏
4.27 苏州斜塘 300余人减租游行与军警冲突
4.27 苏州东坊乡风雨村 1000余人宣传减租，游行示威
4.27 苏州莲慕乡 1000余人结队至下塘请愿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民抗租斗争的基本过程为天灾引起农业歉收，农民生活困苦，聚众游行，请愿减租，当遭到拒绝时与政府发生冲突。1936年4月苏州抗租斗争有如下二个特点：一是斗争范围广，参加人数多。表中所列发生抗租斗争的就有斜塘、郭巷、车坊乡、连慕乡等十余乡村，参加人数少的也有100余人，最多的是斜塘乡，人数达2000余人，而且在4月24日苏州张王墳还有200余名农妇参加了游行示威；二是某些乡村抗租次数频繁，武装冲突激烈。如斜塘村在4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爆发了4次风潮，而且人数多达2000余人。这与斜塘乡受灾程度严重及受剥削重相关。早在1935年底，当地政府就应地主们的要求，委派警察到遭受灾害严重打击的斜塘等村庄强行收租时，斜塘农民接连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区公所和公安局“减免租米”，参加者也由千余人发展到五六千人。由于公安局拒绝了农民的要求，并拘捕了为首的所谓“顽佃”4人，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愤怒，在是年底及次年初又先后举行了好几次暴动，其“规模虽然没有扩大，动作却更来得‘野蛮’了！他们不仅是‘请愿’‘包围’而已，而且把催甲镇公所和公安局都捣毁了”，甚至占领了当地“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电话”，尽管有不少农民在冲突中受伤或被捕，但还是暂时打退了地主和官府的联合进攻（42）。

（三）落草为匪（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灾民除了进行抢米、抗粮抗租等斗争外，还有一条求生的出路，即落草为匪，以武力掠夺谋生。这种由灾民而沦落的土匪，与职业土匪有不同，他们是在灾荒年间，无以谋生的情况下落草的，这种土匪活动是短期行为，如果灾情缓解时，往往又会重操农事。
30年代初期，著名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在山东作灾情调查时，曾向一土匪问及当时有名的匪区曹州的情况，该土匪回答说：“曹州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当土匪都是因为连年灾荒”。（43）四川一个被俘的土匪在对他的审讯声称，他当土匪的原因在他的胃里。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俘虏之后剖开他的肚子，结果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44）民国年间，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都会引发一次土匪活动高潮。据统计，1928至1930年的西北大旱期间，各省兼遭匪祸的地区，甘肃有47个县，陕西22个县，馁远14个县，河南近60个县，河北80个县，山西18个县。（45）河南省某县县长在他的第一年任期内，即因邻县土匪不断地抢掠该县粮物而“穷于应付”，以致老百姓指责他“包庇匪类”，或“贪赃纳贿”；第二年，这位县长更没有办法行使他的职能了，因为该县也是“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在他看来，“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46）
在那些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经济落后地区，土匪活动则成为当地生活的部分。在这些地区，灾害不仅带来饥饿，而且还给土匪活动营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山东的曹州之所以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匪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处的黄河改道之后形成一个港汊分歧、沙道纵横的大面积沼泽地带；而横行于洞庭湖区的湖匪，往往也是依赖当地涨落不定、芦柳深密的湖上淤州为根据地而拦劫过往商旅行贾的；华北平原上用来抵御天灾的抗旱作物高粱，每到6月底至8月中旬，“宛如广袤的绿色森林”，“成为土匪向市镇和富乡以及迷路的行人发动袭击的天然屏障。”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农民，丰年则为农，歉年则为匪，如洞庭湖区的湖匪，大多数是力耕于此的佃农，其“化零为整，化整为零，一系乎年岁之丰歉”。即使是在丰平之年，此类地区由于土地环境恶化，于是每至冬季农闲，又会形成一年一度的季节性匪潮。江苏滨海盐碱区的阜宁、盐城农民，每至冬季，“狡黠者，则盗卖私盐为生，甚至铤而走险，流为盗匪，打家劫舍，扰害四民”。（47）啸聚山林的土匪所掠夺的是他们依托的村庄或村落以外的地区，这是旧中国大多数土匪默守的行动准则，在农物歉收或饥荒年月里出现的土匪，则尤其是如此。其一是因为这些地区在突发性灾害或周期性的饥馑的打击之下过于贫穷，只有在受灾较轻或富庶地区才能抢掠到生活物质财富。其二是因为这些人之所以充当土匪，“只是一种环境要求的短期行为，只要是农事稍有好转，他们就洗手不干了”，（48）也就是说其中的一部分土匪都希望灾情缓解时能重操旧业，从事农事生产，如20年代末期东北一位姓刘的佃农两度加入土匪组织，起因都是那两年“收获很差”，“无力付租”，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以“离开家乡，出外抢劫”来度过他的短暂的土匪生涯了（49）。其三，这些人在本村村民中还有不少带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即使对于富人来说，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与土匪同宗或具有其他关系，因此，他们有可能为土匪提供住宿，特别是在华北平原一带，“由于有那么多居民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加入或退出匪帮，由于相对较少安全的隐蔽场所，匪帮往往与乡村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50），即使是惯匪，要想站稳脚跟，也只有赢得当地老百姓的容忍，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洗劫附近村庄的。

（四）、饥民暴动（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灾荒引发的社会冲突最激烈的类型当属饥民暴动。周谷城先生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时指出，农民起义虽然基因于“残酷的压迫与繁苛的剥削”，但 “天灾的流行”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清末皖北涡阳的刘朝栋饥民起义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