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类型(3)
2013-08-17 01:11
导读：1896年至1898年皖北连续三年灾荒，非旱即涝，如地方士绅呈报皖北奇荒情形谓：自光绪十年（1884年）遭灾后，未甚丰稔。前年（1896年）被水灾，去年二月
1896年至1898年皖北连续三年灾荒，非旱即涝，如地方士绅呈报皖北“奇荒情形”谓：“自光绪十年（1884年）遭灾后，未甚丰稔。前年（1896年）被水灾，去年二月（1897年3月）大雨三旬，水大涨，麦苗下地尽淹，凡田多渍死。六、七、八月大雨，沙淮复大涨，近河之地，两季未收一粒。冈禾复被水渍死。秋冬至春，谷物柴草大贵。每岁麦价制钱三百余文一斗者，今八百文。正月二十四日复连雨四十五日，米谷物价更贵……。加以东西南北皆荒，无处逃亡……三月又大雨，米粮物价比前更大贵……麦后复大歉收，北地苦旱，沙淮大水蛟水与雨水齐涨，一片汪洋，饿死淹死者不计其数。”（52）1898年，“皖北灾况，更甚于往年”，“如此奇灾，即七八十岁人，亦谓从来未有”。连年灾荒，使“涡河两岸十室九饥”，（53） “戊戌年，大歉年，涡河两岸草吃完，国课银粮逼着要”，这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刘朝栋领导的饥民起义的饥荒背景。
刘朝栋为皖北涡阳丹城集西北刘洪庄人，家境贫寒，无以谋生，流落到青町为人佣工，常与丰集盐案邵大法等违禁贩运私盐于涡阳、宿州、毫州、永城间，因劫案为各处追捕，欲置重典，不果。时值涡阳因灾民饥困流散，乱象已呈，如《涡匪纪实》说：“生计愈蹙，民间乏食者，至者山薯叶及榆皮以充饥，然犹不易得，老羸转徙于四方，壮而黠者因相率而为盗，伏莽遍野，抢劫之案，无日无之。” （54）1899年1月7日，刘朝栋、牛汝秀、魏德成等聚集多人，趁曹市集逢集之机，假扮行旅，“潜于市”。正午时分，行人如梭，熙熙攘攘，牛汝秀“突出红旗一面，号于众曰：‘岁饥无食，吾辈且饿毙，刘某起义，何不从之？’市人哄然，应声如雷。遂蜂拥而抢盐栈，以次遍及于各肆店，比出街衢，从其后者已六七百人矣”而后绕龙山、攻涡阳、拔义门，声势大震。“未及十日，众至数万，破名营，据重镇，蔓延二百余里……其势汹汹；几将为发（太平军）捻（捻军）之续矣”，“匪焰日炽，飘忽靡常，皖北各州县以及毗连之江苏徐州、河南归德等属，处处震惊，纷纷告急。若非赶紧捕灭，蔓延横溃，为患何胜言？！”（55）清廷闻讯，急令苏、皖、豫、鲁、直隶等省大吏调集兵勇合力围剿，暴动在17天后即被镇压。
（五）革命党人利用灾荒起义
20世纪初的前十年间，全国各省灾荒不断，随之而来的大批无衣无食的饥民以及日益激烈的“抢米”、“抗捐”等斗争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灾荒造成社会动荡的有利形势，积极发动会党，吸引饥民群众参加起义。在此以1906年萍浏醴起义为例加以说明。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1．起义爆发的导火线——百年罕见大水灾
1906年，湘赣边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萍浏醴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丙午萍浏醴起义记》在谈到这次起义的原因时说，“其起事之动机，则因是年中国中部凶荒。”（56）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在其《革命逸史》中，也把起义原因之一归结为“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吾中国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皆陷饥馑，尤以湘、赣两省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数县为甚”。（57）显而易见，当年的灾荒被认为是促使萍浏醴起义爆发的一个导火线。
是年春夏间，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湖南全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四川东南部皆受巨灾。湖南自“一月下旬开始，各地大雨不止，三、四月间，雨势更厉。”（58）有些地区连雨二十余日，长沙一带自“腊底正初，倾盆大雨，连阴至四阅月之久，核计所降（雨量）共英尺二尺二寸半。”（59）以至于洪水横流，“泛滥于衡、永、长、常四府之交。沿岸纵横上下，各居民之生命财产付之一洗，数百里间，汪洋一片。”死者三、四万人，被害者三、四十万人，皆冻馁交侵，四乡乞讨，“此次奇变，为湘省二百余年所未有。”（60）同时，“江西本年自春徂夏，淫雨成灾。……入秋以后，上游各处大雨时行，赣河之水建瓴而下，长江之水倒灌而上，以致南昌各府属滨临河湖一带圩堤田舍，多被冲决淹浸。”（61）萍浏醴一带灾情更加严重，整个浏阳县城被洪水淹没，灾状惨不忍睹。一本通俗的七字唱本：“大水淹得齐屋檐，县城百姓真可怜。拖男带女走不动，踏脚落入在水中。等到救生划子到，河中捞起两脚撬。溺死百姓真无数，夜晚遭水无人救。一涨一消四五天，家家户户绝火烟。”（62）一场大水灾，造成无数房屋、良田被毁，数十万饥民流离失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多饥饿无着的灾民，无异于堆积在清朝统治殿堂脚下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足以引发剧烈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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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派利用灾荒宣传起义
要发动一场起义，总要先造成舆论，萍浏醴起义时，革命党人除了揭露清政府的腐朽与反动之外，也利用灾荒大做文章。刘安鼐在其《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一文中记：“一九○六年长江流域各省大水灾，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孙中山、黄兴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进行，乃派我的叔父刘道一和蔡绍南等潜返国内，运动新军和湘赣等地会党，酝酿武装起义。……十二月四日，蔡绍南、龚春台、姜守旦等领导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了。”（63）起义军在一份告全国各省人民的檄文中，指出“至今岁洪水横流，滔滔皆是，我同胞因之丧家失业，转徙沟壑者，北跨兖豫，南极江淮；哭声震于郊原，饿殍载于道路，使闻者酸心，见者堕泪，皆莫非天厌胡运，降此厉灾，以示洗污除旧之征。”（64）利用天象示警的预言方式宣传起义。起义发生后，有人在《汉帜》上发表文章，号召各省革命党“响应湘赣革命军”，其中说：“至天时地利，尤为此次最得机势者。……今者虏廷日日苛税，省省摊派，民不聊生，大乱以作。重以今岁沦雨弥月，洪荒千里，饿殍填沟，十数省哀鸿，汹汹欲动。饥民者，历代英雄起事之材料也，如此赋烦岁凶，……各省民皆饥困，已富有被动之性质，倘有人振臂一声，必从者如流。”（65）充分反映了革命派力图利用灾荒以扩展革命的心理，也表明了灾荒的频发为革命派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