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后殖民分析(2)
2013-08-19 01:12
导读：二、后殖民批评中民族性问题的存在 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理论，它的批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文本的文学性，从 哲学 、 社会
二、 后殖民批评中民族性问题的存在
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理论，它的批评视野超越了单纯的文本的“文学性”，从
哲学、
社会学到历史、经济、
国际关系，从艺术史、
心理学到
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在广阔的关联域中揭示了复杂微妙的话语/权力机制。它在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将民族寓言、文化身份、地缘政治、种族、阶级、性别、母语经验等重要问题推到前台，并以当下西方的“都市理论”（metropolitan theory）的某些形式加以研究。它兴起于西方学术界，却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在其“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变体，使得原本晦涩的理论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定义后殖民的参数与疆界是一项不可能不遇到挑战的任务”。[10]（p51）甚至使得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
首先，“后殖民”一词中“后”之所指非常复杂。吉尔伯特问道：“‘后’（post）字意指‘之后’(after),还是‘准’(semi),‘过去’(later)，‘前’(ex)或新‘new’？”[11]（p50）难以界定，由此对“后殖民”的理解也就见仁见智，甚至莫衷一是了。张京媛的理解也许是一个相对明确的把握，后殖民“一是时间上的完结：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个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12]（p1）但她同时指出第二个含义是有争议的。这一争议体现了前殖民地国家与原宗主国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复杂关系，体现了独立与控制、抵抗与压抑的微妙互动。而后殖民的“后”究竟意味着延续还是超越，就成了难解的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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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后殖民理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依赖，也让人不断怀疑它的性质。毕竟如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那样，没有哪一种知识是不受污染的、纯粹客观的。那么它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也不可能是一个悬在空中、四六不靠的理论支点。人们不禁要怀疑它在对非西方文化的暧昧态度下隐藏着与西方文化霸权怎样的深层共谋。
虽然如此，阿里夫•德里克还是对“后殖民”做了如下概括：“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3、描绘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13]（p4）据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对殖民势力与受其控制、渗透的社会之间文化交互影响的研究，并且它的影响痕迹遍布两种社会的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在这种互动的文化研究中，它一般导向一种或多或少地对欧洲中心主义解中心化（decentering）的态度和定位，也在相当程度上唤醒了民族身份意识和对民族文化前景的深度思考。这种解构与建构的交织使得“民族性”问题变得既面目不清又不容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把握。
从后殖民状态的形成来看，意识形态的对抗情绪总体出现缓和，并且在浅表的生活图景上，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沉醉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费狂欢中。但从这一状态的始源看，它的出现正是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共同运动的结果。Deepiku Bahri援引Chalterjee中的话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席卷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的爆发正是源于欧洲对自己的种族性的民族主义的失控。”[10]（p58）西方民族主义的泛滥与失控导致了非西方民族主义的奋起反击。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果实就是殖民统治的结束，可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后殖民状态到来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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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批评处身的
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状况来看，它的产生及全球性蔓延与詹姆逊等人所称的晚期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新时期息息相关。生产日益国际化促使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它突破自治的民族市场的樊篱，将全球资本主义贯连为一体化网络，使得金融资本在一切现有的地球空间内穿行，它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和再资本化的过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力，在新的规模上构想了一幅无与伦比的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但是与这幅不可回避的同质化宏图并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分裂过程。资本主义正日益脱离其欧洲中心，一系列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的地位日渐巩固、功能日益强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表达自己的呼声的要求日益高涨。空间上的分裂使得不同社会和文化间的差异性、异质性凸显出来。后殖民作为一种全球状况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本身就是标准化，均质化和多元化、分离化、解中心的共生过程。
从它关联的问题看，无论是有着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跨文化背景的学术精英，还是第一世界的学者，或者广大的不同民族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后殖民批评在他们那里都表达了一种对边缘性文化的关切。它讨论的问题涉及东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文化的历史定位、女权问题、少数民族话语、贱民研究等等，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东西方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实际上揭示了西方与东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在客观上引发了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西方文化普遍性的质疑，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地位和性状的审视与反思。
因此，“民族性”的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呈现出某种尖锐性。但由于所谓后殖民全球状况的复杂性，后殖民批评对不同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既不可或缺又性质暧昧。它一面从理论上激进地扬弃民族主义，又布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这使得对此作一番探讨是一项既有意义又殊为艰难的工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三、 作为身份政治策略的民族性
人们一般都看到了中西方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问题上的分歧。但二者究竟是彻底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存在一致之处呢？也就是说，这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中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探讨，因此有必要追问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不管中西方后殖民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怎样的分歧，“民族性”都是作为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存在。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有一个理论共识，那就是东西方文化权利关系的严重失衡，这一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认同危机，使得身份定位的需要不但表现在现实层面，而且成为理论焦点，这构成了他们相同的认识起点。其次，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上不管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都乐于将之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操用，将对“多元性”和“游戏”的关注，置换成“差异”的概念和“知识/权利”结构的认识。而且，伴随着诸如女权主义和所谓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理论，把政治问题重新导入后现代讨论。他们都醉心于话语分析，并将自己的知识话语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希望发挥政治效用。因此，不管是将民族性视为一种想象性建构来消解，还是以主体性为目的来建构，其实质上都体现了一种身份政治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