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

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

我国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气候的异常多变性、水资源的高度不确定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自然变异的强烈性，使得水旱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几乎浸透在史书的每一页。 古人曾言 “一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而进入近代以后，其发生的频率、影响、破坏力更是日甚一日。有人在评述近代灾害的频发时就曾感叹到：“天下事固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今水旱饥馑之所以为患者，或者其天下古今一大变局乎？”[17]此处仅以当时长江、黄河流域12省（1851——1910）[18](P79)为例，灾荒的波及范围和烈度当可见一斑。
年代
省份 1851~ 1860 1861~
1870 1871~
1880 1881~
1890 1891~  1900 1901~  1910 合  计

江  苏 369 339 240 587 574 543 2652
浙  江 288 74 68 266 326 326 1308
安  徽 196 114 231 422 327 327 1589
江  西 88 20 59 226 221 221 825
湖  北 160 42 156 230 297 297 1182
湖  南 55 1 15 81 118 118 349
直  隶 187 189 315 570 541 541 2189
山  东 220 343 367 620 428 428 2733
河  南 113 125 421 755 462 462 2172
山  西 9 12 214 238 264 264  954
陕  西 / 32 46 208 283 283 767
甘  肃 13 26 26 58 204 204 403
合  计 1698 1317 2158 4261 4045 3144 17123
灾荒发生后，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不会被动地屈服于自然灾害及其带来的各种情况。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预防措施的“武器库”，但我们要看到，救灾活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总的经济状况；人口、资源、可以取得剩余产品及其储备，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国家财政状况；政府的效率和组织程度，以及政府对乡村的实际控制程度等等。一旦政府救治效能不能得到充分挥，自然灾害由于受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往往会转化为人为灾害。如此一来，灾荒所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便沿着两条脉络延伸，一是对国家经济、政治的冲击，使得它应对全局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致使农民缺衣少食，引发其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构成了灾荒影响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就横向坐标而言，近代中国社会协调机制的瘫痪、国家功能的失调，加剧了灾荒的严重性。而灾荒又反作用于政府，沿着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渗透危机等各种途径间接加快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中国大学排名
（一） 灾荒与农村社会的动荡
灾害一旦发生，往往直接造成人口死亡、流移、物质财富的毁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灾害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危及社会安定，造成政治动荡。遇灾必荒是晚清社会灾荒的一大特征，灾区粮食枯竭，有仓无谷，无粮可赈，灾民无粮可食，唯有流亡他乡，寻求出路。邓拓曾言道：“历史上累次农民暴动，无论其范围大小若何，或其时间之久暂，实无一而非由于灾荒所促发，即无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19](P144) 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那些服从于权力的人经验到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共有情感时，就会产生对权力的反抗。灾荒为社会定乱所系，频繁而严重的灾害摧毁了灾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灾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被强行剥夺，最低的生活保障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产生共同的情感即灾民反叛意识。因此，许多王朝的更迭，灾荒成了直接的导火线，这使得农民暴动似乎是灾荒的天然附属物。
 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而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为盗且可以侥幸不死。”[20](P18)梁启超指出：“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如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21]当灾荒发生，农民无以为继的时候，他们揭竿而起也就势在必然了，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舍此别无他途，清末大多农民运动均与灾荒有直接关联。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西现状是大面积的瘟疫，波连数县，浔州大旱，灾民遍地，洪秀全以之为契机，宣称得到上帝启示：“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翌年，广西平南饥，道路饿莩相藉；灌阳岁大饥，斗米什钱五百文；永淳天时亢旱，米价腾贵；三江，瘟疫，死人甚多，龙州大水，涨至县署前石狮脚下，房屋禾稼为之湮没，损失甚巨。[22](P78)太平天国在其文告中指出起义的原因是清政府“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殍流离。”[23](P782)所谓“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饥荒导致民怨沸腾，灾荒的星星之火，使得太平天国遂成爎原之势。太平军在进入广东和湖南时一呼百诺，群起相随，最终以虎兕出柙之势得东南半壁，即因为广东连续九年洪涝灾害，而湖南又屡遭天灾，下层社会因之而在困境中聚会呼应，最终灾民沿着饥民——流民——暴民的轨迹汇聚成磅礴的力量。而义和团运动在外国人看来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庄稼由于久旱缺雨而歉收，人民的心里烦躁不安，只要一场大雨就能使他们各自回家。”[24] (P172)一篇名为《综论义和团》的文章称：“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致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25](P174)戊戌年间流传的一首民谣就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戊戌年，大歉年，涡河两岸草吃完，国课银粮逼着要，等死不如起来反。”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灾荒不仅使农民运动此起彼伏，还带来危害日甚一日的匪患，加剧了社会动荡。由于清代前期人口的剧增，全国的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超负荷承载的状态，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不能消化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国计民生的重心始终都唯有滞留在应付温饱问题上，这样就难以摆脱来自社会底层的潜在性的动乱威胁。由于全国经济在饥馑与温饱临界点上徘徊摆动，社会安定或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偶然性因素支配，如果遇上天灾人祸，就容易产生局部性的民变、匪患和骚动。费尔巴哈说过：“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食用的食物了。”[26](P135)饥民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会变得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灾害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匪机器，“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27](P5)连年的灾荒带来的经济落后，以及周期性地饥饿，使得掠夺成为一部分灾民生活的手段，他们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结构之外，自己建立起远离法律的戒备森严的边缘天地，从而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很大的破坏性和威胁性。晚清数不胜数的秘密会党和土匪都可以说是从灾荒发生后，灾民绝望、痛苦、恐惧而形成的心理蓄水池中汲水，得以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