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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4)

2013-08-18 01:03
年份 进口总值 出口总值 入超值
1850 32,450 21,670 —10,780
1860 54,000 49,000 —5,000
1870 63,639 55,295 —8,398
1880 79,293 77,884 —1,409
1890 127,043 87,144 —39,949
1900 21,070 158,997 —52,073
1911 471,504 377,338 —94,166
光绪十三年（1887）安徽对外贸易情形说明了这一巨大差额产生的原因：“去年出口之米共计二百三十万五千八百四十一担，今年仅为一百五万五千八百二十二担，较少百分之五十四，此种大量之减少影响于出口税钞者甚大，计出口税钞一项较去年少百分之四十八。”其原因在于“闻去年收成甚坏，谷类及他种植物仅及往年之半。”[52](P205)湖南长沙抢米风潮中，饥民在抢米时就宣称：“从前湖南没有外国鬼子，大家有饭吃，外国鬼子越来越多，我们没有饭吃了！”[53](P43)这也说明饥民求食不得，求生无望的情形的产生，同灾荒与“外国鬼子”的不平等对外贸易有关，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有关。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必然要破坏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导致农产品的歉收或绝收，继而引发粮食的不足或匮乏。灾荒所带来的农业衰败对灾后国内外的粮食贸易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市场的动荡，使得作为农业国的中国不得已要向外国进口大量大米。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过剩的洋米借着中国粮荒与饥馑所拓宽的通道源源而来。本文即以1887——1911年大米进口为例 （单位：市担）[54](P1368)
年度 差额（净进口额） 年度       差额（净进口额）
1887 2,320,720 1899 8,791,359
1888 8,513,216 1900 7,409,144 大学排名
1889 5,097,858 1901 5,265,838
1890 9,040,876 1902 11,614,820
1891 5,591,778 1903 3,344,430
1892 4,712,770 1904 4,006,820
1893 11,309,140 1905 2,659,312
1894 7,687,647 1906 5,593,899
1895 12,051,443 1907 15,236,938
1896 11,237,530 1908 8,041,040
1897 2,511046 1909 4,533,062
1898 5,544,850 1910 11,231,953
1911 6,329,598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粮食进口出现陡升的几年，就会发现这与灾荒不无关联：1888年（华南旱灾）、1890年（顺直大水灾）、1893年（晋北大饥荒）、1896年（黄土高原大旱，华南大水）、1902年（黄河决口）、1907年（中南地区大水）、1910年（东北鼠疫、长江中游大水）它清晰地表明：国内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灾荒，几乎都会导致一次米粮进口的高峰。
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曾指出：“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55](P254)在他看来，依赖于西方的政治、军事的强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控制了印度的金融体制导致其经济困顿，最终为其工业品的输入创造了条件，而在中国，灾荒也为外国商品的入侵开辟了渠道。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中，由于购买力低下，消费品的耐用是消费者考虑的第一要素，故此除了部分上层阶级人士外，没多少人购买洋布，西方的商品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的初级市场。有学者在总结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整个中外贸易的情况时道：“在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方面，是以出口的丝茶和进口的棉纺织品与鸦片为主要项目，而以丝茶大幅度增长与棉纺织品的增长相对缓慢为特点。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商品还不能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56](P47)自然经济以其生产方式上的简单性，生产目的上的谋生性，生产需求上的自给性，顽强地抵抗着商品经济的冲击。然而由于灾荒的发生，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变得脆弱和无力，农民没有隔宿之粮，“民之贫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贫”，灾害的侵袭使得旷土闲田，比比皆是，“民间田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处购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粮食唯有仰赖于进口，这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每一次大的灾害过后，总会带来一次谷米进口的高峰；在工业方面“一年农业丰收，次年工业即有较大发展；歉收，即会招致工业困难。”农产品输出减少，农产品价格狂跌，农业生产萎缩，农村副产业日趋没落，农村金融近乎枯竭。民族工业因销路狭窄，生产收缩，往往存货山积，使得许多厂家不堪赔累宣告倒闭。严重的灾荒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工商业的衰败、萧条，这就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据记载，1877年，“全国输入的棉布，泰半系被天津、汉口、烟台三埠所吸收，天津吸收之数，不下百分之三十点六三。”这种情形“实受华北旱荒终止之赐，盖灾民随身衣着，经三年之服用，俱破旧不堪，其余各袭，亦已典质俱尽，至是非重置新衣不可，顾土布产量有限，未免求过于供，势必须借重洋布，以就应需。”[57](P1352)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相当的破坏。”[58](P2)这在改变中外贸易结构的同时，也使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抑制而趋向解体。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四）灾荒、外债与自然经济的解体
毫无疑问，灾荒的发生，从不同的层面对清政府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对清政府救灾防灾的保障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清朝统治者的财政体制早已支离破碎，清末的户部和后来的度支部名义上有总揽全国财政权，实际上关于地方财政收支全无监督干涉的力量，听任地方腾挪周转。光绪年间就有人指出“自军兴以后，库帑不敷，各省自筹自用，因有外销名目，是为财政紊乱之始。”[59](P37)而且各地拖欠中央款欠越积越多，曾国藩记叙道，自嘉庆以后，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但在欠征之下，已无结余可言。[60]这样“积年渐久，延欠频仍”，清政府早已不堪重负，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收支赤字每年达2000至7000万关两之多。[61](P61)清代即使在其繁盛时期，财政收入尚不足整个国家生产总值的5%，国家财政规模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大省地主的财力之和。[62](P239)以1910年的财政状况为例,《度支部遵办预算折》就指出：“统计全年岁入共二万九千七百万两，以田赋为大宗，盐课、关税、厘捐、官业收入亦略相等。岁出以行政为大宗，已占入款三分之一，而还款偿款又五千一百万，其留作行政等费应用者，不及岁额之半，故以京外各册分数合算，共不敷银五千四百万。加以筹备事宜，另列及追加各费。实共不敷银七千八百万两。”[63](P430)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清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凡有可设法之处，历经搜括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64](P18)但是原有增收来源如关税、厘金实已达到极限，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上奏时提到“即入之款，如地丁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厘三百万，货厘一千五百万。”到光绪十一年，田赋（地丁）收入占总收入的29.8%、盐课占9.5%、常关税占3.1%、杂赋占2.1%，这四项税收占岁入总数的44.7%，厘金关税两项为新增收入，在岁入中的比数增大，平均约占38%左右。[65](P72)关税、厘金的收入已经多于传统的地丁银田赋。灾荒的发生，使清政府不可能从农业税中大幅增加收入，同时在列强的干预下，清政府后期连自主增加厘金的权利也已丧失。（1898年，英德续借款，清政府在“未征得银行同意之前厘金税收不得增加或裁减”）而清政府后期财政的增加多半来源于此。由于 “方今国用匮绌，既异寻常……罗掘已空，供应何恃？”[66](P3728)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迫使清政府设法开辟新的财源，但黔驴技穷之下唯一的选择只有举借外债，以图暂缓一时之急需。外债是伴随着国家财政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分配范畴，是国家以债券形式，通过金融机构向外国募集债款，以应付财政上的特殊需要，弥补财政亏空。实际上清政府早就认识到：“凡一切讲武训农通商惠工之实事刻不容缓，需款正多，舍己求人，终不可恃，无论洋款何如，华款总当并力图之，专责任之，克期待之，志在必成。”[67](P6)为此，清王朝试图仿效西方的公债制度发行公债，但由于清政府在发行内债时强行摊派，普遍贪污腐败，发行内债往往变成了官绅的变相捐输和对人民的变相勒索。“中国借民债，往往脱空欺骗，使蚩蚩之氓，闻风畏惧，遇有缓急，不得不贷诸洋商。”[68](10)在实业未兴之际、灾荒屡告之余，内债征收实难收其效,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诚如有人所言“一个衰弱的政府，即令是在推进与其自身安全最密切相关的现代化方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领导。”[69](P134)实际上，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无输出资本的能力 ，亦无输出资本的要求。然而清政府由于本身威权的丧失，信用的缺乏，导致内债不成。在此情况下，“政府既不见信于国民，欲更求一钱之内债而不可得，乃转丐之于外，外国之富而冒险者，倚本国政府强有力之后援，乘之人危而索重利以贷付之。”[70](P336) 1840年到1911年期间，清政府为预防和防治灾荒所借的外债情况有如下表：[71](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