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5)
2013-08-18 01:03
导读：日 期借款名称贷款者款额（库平两）利息率偿还期限 1884、10沙面恤款借款汇丰银行143000 1887、10郑工借款1汇丰银行968992年息7%1年 1888、5郑工借款2汇丰银行
日 期 借款名称 贷款者 款额（库平两） 利息率 偿还期限
1884、10 沙面恤款借款 汇丰银行 143000
1887、10 郑工借款1 汇丰银行 968992 年息7% 1年
1888、5 郑工借款2 汇丰银行 1000000 年息7% 4年
1890、4 山东河工借款 德华银行 364964 年息6.5% 4年
清政府“所订
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巨，债权之重”对其财政实是巨大的损害。如果我们将所借款项范围更为扩大一些，不仅仅包括河工、恤款，还涵盖镇压农民起义的款项，则更是不可数计。外债以关税、货厘、盐厘担保，削弱了清政府对关税和贸易的主权，使得清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弹性伸展小了许多；使清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西方列强，当遇到灾荒或是别的突发事件，便无力以本身的合法权威去解决，唯有在借债或增赋方面摇摆不定。吴煦把借外债比喻为“明知毒药，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则强受之，或可借此回生。”[72](P152)清政府“唯知急于筹款，而无论其用，如何手段及如何后果，皆不遑过问。”[73](P30)时人评论清政府举借外债如“肺病垂危之人，而欲其运行血液，使之尽勃兰地一杯，此危道也。”[74](P386)灾荒与外债使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结合在一起，加上当时所面对的其他因素，使清王朝应付内外急迫情况的压力骤然增加。
可以说从财政意义上来讲，外债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在举借外债时，外债是作为财政收入补苴国用的，借用外债为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缓解了日见紧迫的财政危机，如能用得其所，也不失为一条解决中国严重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清政府所借的外债并没有运用到生产领域中去。下表中河工支出加上恤款的支出，也不到6%，还比不上修建颐和园的消费工程。甲午战争之前外债用途分类如下表：[75](P67)
类 别 银两（两） 百分比（%）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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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支出 34,279,974 74.53
实业支出 4,705,640 10.23 用于轮船招商局、铁路、织布局
河工支出 2,333,955 5.08 用于河南、山东河工
消费支出 4,500,000 9.78 修建颐和园及三海、南海
其 他 173,400 0.38 出使经费及恤款
合 计 45,992,969 100
灾荒逼使清政府举借外债，而所借外债中又有大部分没有运用到防治灾荒中去。“国用增加，则恃内外债以救目前之急，而外资遂源源输入，一方则患其贫，一方则见其富。债款集中，而使用此债款者，任意挥霍，奢侈无艺，畸形之发达，乃以此十数年为骤。[76](P955)外债本身虽不与农业危机相关联，但是外债的偿还导致政府财政困难，使得政府对水利的疏浚有心无力，同时为了偿付外债，清政府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更加深农民的贫困。如税收方面，盐课剧增，1891年盐课为743万两，到1911年预计达到4500余万两，20年间增加了5倍，导致食盐滞销，盐法紊乱。作为财政收入，外债没有发挥其应尽的作用，而在偿还本息时，外债作为财政支出又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对灾荒的防治更是力不从心。政府财力有限、捉襟见肘，广大民众日不敷出、穷困不堪，这决定了该时期的社会抗灾能力极其脆弱，从而更使灾害成为农业江河日下的催化剂。清政府在为了应付灾荒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时专注于举借外债，在偿还外债时又以摊派集款为要事，不顾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实行一种顾了膀子露出腚的鸵鸟政策。马寅初曾评价道：“我国以前借用外款，都是为外资利用而非利用外资。”可谓一语中的。[77](P116)可以说，灾荒使得清政府如同一个重症病人，病情恶化，危在旦夕，急需输入大量的血液，然而外债这种血液却没有收到实效，注入体内产生斥异，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灾荒与外债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本质上是社会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反映。正是由外债这一通道，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成就的金融资本，带着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机制传输到中国,强烈又持久地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又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78](P98)外债在瓦解旧的生产方式，引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催生新的生产方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为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提供了原始积累的同时，还在客观上瓦解了传统的封建经济关系。我们知道，厘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厘金制度它一方面强征行商的货物通过税，另一方面强征坐商的交易税，而且关卡林立，巧立名目，反复征税，从而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向中国出借款项的英德两国银行就获得一项监督的权力，保证在合同中所指的各个地区不得随意提高对贸易所征收的厘金税，更为重要的是外债为外来商品侵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伴随着外债的偿付，国内所有重要税收（除田赋）全被外人管理，清政府不得不另立捐税来填补已失的财源，这样巨大的负担全部加在农工身上，自然人民生活愈益穷困，社会经济愈益凋弊。”[79](P353)大量的外债耗尽了中国的财富，使人民更加困苦，他们根本无力去购买工业产品，从而更加窒息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手工工人的破产失业，原有生产结构不复存在。从整体而言，灾荒以及由其引发的外债在对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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