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3)
2013-08-18 01:03
导读：浙江1853~186421613甘肃1856~18647122 广西1853~186414560陕西1863~1864451 福建1854~186414340广东1856~1864645 湖北1853~186414246山西1853~1863235 四川186215合计2828221 当然这种让步有
浙江 1853~1864 21 613 甘肃 1856~1864 7 122
广西 1853~1864 14 560 陕西 1863~1864 4 51
福建 1854~1864 14 340 广东 1856~1864 6 45
湖北 1853~1864 14 246 山西 1853~1863 2 35
四川 1862 1 5 合计 282 8221
当然这种让步有在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王朝千方百计笼络人心的一面，但就财政整体收入而言，上述蠲缓减免的县次，如果约略以全国1500个州县计算，大约等于蠲缓减免了整整5年以上的全国田赋。丁戊奇荒期间的1876年至1878年3年间，清王朝因为华北山西、陕西、河南、直隶以及其他各省的大饥荒而豁免的田赋，即高达1800余万两，这已超过清廷国库一年收入的1/5。[39](P343)而长江更是“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多次蠲免对清政府的财政来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清政府宣布因灾蠲缓钱粮的厅、州、县为：[40](P395)
年份 1840 1841 1842 1843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数量 262 330 320 329 365 280 378 435 450 366 354
清王朝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而不得不减征、缓征或免征的钱粮的地区，每年约占全国府、厅、州、县的1/8到1/6。晚清以后，清政府经济日趋凋敝，国库空虚，而每年“各省因水旱成灾，分别蠲缓钱漕，少或数万，多或数十万。”[41](P285)一方面是田租的蠲缓和征收额的下降，一方面又由于灾荒既频且重，故清政府为安定社会秩序又不得不大力实行赈济。丁戊奇荒时，清政府于山西、陕西共募得1576余万两赈款，两省的赈粮分别为176余万石和110余万石，山西省自光绪三年开赈起至五年五月止，通省共赈男女贫民共340万余口；河南省自光绪三年十月至四年七月，共赈饥民622万之多，自光绪四年十月至五年闰三月止，又加赈男女大小贫民114万余丁口，陕西省自光绪三年九月至翌年七月，统计各属赈过极贫次贫男女大小口314万有奇。[42](P23)同时对当时灾前繁重的兵差、流差、杂差、过差、公费等各种差役，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在光绪五年严定章程，裁减专供官吏勒索的所谓“例差”“借差”，如陕西同州各县，“每粮银一两岁派钱百余文不等”，其他“一应科派，概行尽除”[43](P761)姑且不论这些豁免在下层官吏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下是否真收到了实效，但就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言，业已没有此种来源了。即便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清政府还要表现自己天朝大国的风范，如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下旨“抚恤朝鲜遭风难民。”对此它自己也称之为“勉为其难，力顾大局”。事实上，清王朝赈济“项目繁多，帑费甚巨，诚国家之一大支出也”。此外，清政府还要拨出大量的资财整治河工。光绪二十七年，豫、鲁两省河工岁费就耗银二千万两，光绪二十九年五月，由于周馥奏“（山）东省河患日重，拟择要兴作，约估银五百万两，请由户部筹给三百万两，其二百万两在本省捐项内筹凑，河工关系紧要”，对此清政府决议“虽库款支绌，仍应饬部设法筹措。”年年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清政府“劳费无等，患有不可胜言者。” 财政上“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44](P37)灾荒后实施如此耗损庞大的社会救济，使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它不但使清政府没有精力增加经费在国防之上，导致对外乏力，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冲击自然经济基础提供了契机，还使得
社会保障资金严重匮乏，地方税制乱无章法，加剧了吏治腐败和民户赋税负担不平等。它带来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减以及各种消耗的不断增加，使得自然经济本身所不可克服的诸多内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表面化、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也使其基础设施越来越脆弱化，最终由一种无积累的停滞的经济类型逐步分解。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三）灾荒使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力度进一步深化
可以说，中国原有的对外封闭状态为自然经济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壁垒，但鸦片战争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利使得壁垒被打破，外来商品得以长驱而入，辗压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而究之于战争失利的因素，固然有着众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不利，在此却不能不提及灾荒。龚书铎先生在《中国社会通史》中就明确指出：“晚清时期，我国历次对外战争多以失败而告终，频仍的灾荒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45](P495)灾荒所产生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一系列后果，致使清政府忙于应付内部危机，国力大大削弱。据估计，清政府仅镇压农民运动所花费的军费就大约为白银85000万两，由于战乱引起的连锁反应，削弱了社会整合力，弱化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到对外战争上，则严重地影响了清军的作战能力。以甲午战争为例，当时的主战场为奉天、山东两地，而1894年，直隶、奉天、山东等地发生水灾，灾区成为战区。对当时清军而言，由于灾荒使粮食源少价高，采购十分困难。裕禄曾说：“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46](P452)同时，由于灾荒的原因，清军必须将军粮、军饷拿出一部分以赈贫民。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说：“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等人多备饼饵、米粥，以就道旁经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47](P34)清军统帅吴大瀓一到前线，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筹赈。此外灾荒使得清军无法在一些战略工地屯驻立足，团练也因之难以兴办。如此种种，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清军的战斗力。灾荒对战争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中国自然经济的保护伞被打破，为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提供了便利。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灾荒更深层次的后果是使脆弱的中国产业加速度地崩溃，中国农工大众的贫困愈趋严重，购买力日趋低落，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使中国对外贸易陷于极度萎缩。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人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产品可以用于以下用途：作为工业原料或供应非农业部门。反过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本身的发展，都由于农业经济只限于维生水平而被限制。[48](32) 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格局，而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侵略创造了条件，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近代大部分农村手工业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减产造成手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造成人民购买力，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下降。[49](P3)手工业因灾荒而凋零所带来的后果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就是：伴随着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却年减一年。进而在进出口贸易居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曾秉钧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危机时指出：“中国之对外贸易，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以后，一贯即为入超，至一九一O年（宣统元年），入超九千五百万两。……如此巨大入超，我国又无海外收入可弥补，依此经济情况而言，中国实已血枯精涸，山穷水尽。”[50]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值如下表：单位：1000海关两[51](P728~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