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的现代观念(4)
2014-04-30 02:02
导读：有清一代，有休宁戴氏东原出，他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 、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
有清一代，有休宁戴氏东原出，他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
、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此“音”“义”
互求之说，戴东原的学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创造性地运用于他们的训诂实践中。段玉裁的《说文
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音义互求之法，开创了训诂实践中的语言学研
究领域；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则是具有“注解”色彩的
训诂学专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训诂学的“二重”性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章
太炎先生的一段话中所说的：“今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
这是训诂学二重性的首次明确的表述。
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黄季刚先生，继太炎先生之后，又给训诂学的二重性以明确的表达：“以语言解
释语言”与“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
第二，从训诂学的二重性，更可以明确地看到“分工派”与“综合派”的分歧根源所在。“分工派”中的
“语义学派”，撇开训诂学的诠解性质，将训诂学的对象区间死死地限在纯语言学范围之内，无怪乎得出训诂
学和语义学大致相当，但治学方法却有很大差异的自相矛盾的结论了。
“分工派”中的“古汉语词义学派”或“古代文献词义学派”，比起“语义学派”来，照顾了训诂学的二
重性，但从其定名来看，也是偏向于语言学范围的。
“综合派”，从其“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为其对象”的理论宗旨来看，似乎是关照了训诂学的二重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但其训解文献语言而不限于词的目标，将其训解目标扩展到文献语言的全部，这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及训解
实践上，将使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向纯语言学的一端，这样，势必使其理论体系变得十分庞大而最终难以建成，
其训解文献语言的内容并将这种内容无节制地扩展到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的领域。鉴于语言承载信
息量之无与伦比，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领域内容之庞大，训诂学将变得无所不训、无所不解，而这
又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综合派”在训解对象上所陷入的困境，这种对象上的困境又导致“综合派”在理论建
构上的困惑。
第三，除了“分工派”中的“语义学派”外，无论是“古汉语词义学派”，还是“综合派”，他们的工作
实际都是以文献词义的考辨为中心的。目前流行的考据方式。多是条条式考辨，此种形式，起源于何时，我们
尚不得而知，但其大量出现，无疑是在清代，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念孙的《读
书杂志》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笔记式考辨。至于这种考辨笔记的性质，赵振铎先生说得明白：“读书笔记本不在
于著书，而是为了著书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平日读书有了心得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材料多了，就进行整理
。”至于其价值及缺点，赵先生说：“这些笔记，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书中各条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但
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它们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笔记式考辨原是训诂
学家们用来著书的一种准备材料，但由于他们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价值。今天有相当多的人把古人这
种材料的准备方式当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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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赶不上古人，因而错误很多。有的误把随文释义当作了义项，有的不考虑文献性质而胡乱解释，如有人将
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为“
好像”，事实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遥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没看到其景，但古人认为实有“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