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古写本残卷中值得注意的异文(1)(2)
2014-06-02 01:11
导读：(2)“而”字的有无 古写本“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的“而”，不见于传世本。郭沫若说，传世本“无‘而’字，殆夺”。 郭文用“殆夺”二字评议传世本
(2)“而”字的有无
古写本“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的“而”，不见于传世本。郭沫若说，传世本“无‘而’字，殆夺”。
郭文用“殆夺”二字评议传世本，等于向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进一步论证的要求。我们认为郭说可从，下面从两个方面略作论证。第一，上文出自东吴赵咨对魏帝曹丕称扬孙权的一段话：“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从文法角度看，古写本显然优于传世本。因为“获于禁而不害”“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两句排比，均用“而”字表示转折关系；传世本没有“而”，语义、语法、修辞上均有缺憾。第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时代最早传世本应推号称“咸平本”的《吴志》(实际上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从这个版本开始，直到最近40多年来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虽然都没有“而”字，但是，《太平御览》卷211的引文却有“而”字，足见北宋初期之人所见的文本还有不脱“而”字的，可与古写本互相印证。
附带说一下，赵幼文《三国志校笺》① 在“取荆州而兵不血刃”一句下面注释云：“《太平御览》卷463引‘州’下无‘而’字，考《文选》李注、《实录》《通鉴》、郝书，俱无‘而’字，应据删。”在这里，赵笺忽略了古写本有“而”这一事实，从而过早地得出了传世本“取荆州而兵不血刃”的“而”字属于衍文的结论。
(3)潘——鄱、番
传世本“鄱阳言黄龙见”的“鄱”，古写本作“潘”，郭沫若说，传世本“‘潘’作‘鄱’，殆误”。
郭文怀疑传世本的“鄱”属于误字，也值得讨论。在古代文献中，“潘”“鄱”“番”等字有同音通用的历史。例如《左传·定公六年》“潘子臣”的“潘”，《史记·吴太伯世家》引作“番”；《史记·陈涉世家》“鄱盗当阳君黥布”的“鄱”，《汉书·陈胜传》作“番”，唐颜师古的注释是：“番即番阳县也，其后番字改作鄱。”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番陽令唐蒙”的“番”，唐张守节《史记正羲》的注音是：“番音婆”。从颜师古、张守节的解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唐宋以后习见的“鄱阳”，在先前的文献中通常写作“番阳”，有时写作“播阳”。按照古音假借的通例，当然也可以写作“潘阳”。这样看来，古写本作“潘阳”所反映的是晋代用字习惯，传世的宋元以下诸本作“鄱阳”是出自后世古籍整理工作者之手。唐人所编《群书治要·魏志》及宋刻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分豪不与”的“豪”，到了元、明、清刻印本中变成了“毫”，人们要么从历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古今字，要么从共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通假字，却没有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说“豪”“毫”二字中必定有一个错字。古写本的“潘阳”到传世本里变成“鄱阳”，跟“豪”“毫”的演变属于同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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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郭沫若把《吴志·吴主传》的“鄱阳”看成“潘阳”的误文相反，陈乃乾把《吴志·吴主传》注文中的“潘阳”看成“鄱阳”误文。在陈乃乾校点的《吴志·吴主传》② 里，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中的“潘阳”，被校改为“鄱阳”，校改的依据是“从潘眉说”③。其实，清代学者潘眉只是说“潘阳当为鄱阳”，梁章钜也只是补充说：“吴时无潘阳县”。拿这种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说法作为校勘的依据，难免犯主观武断的错误。如今，1972年公布于世的古写本《吴志·吴主传》的“潘阳”赫然在目，跟《会稽典录》“潘阳”遥相呼应，说明近代人习知的“鄱阳(县)”在孙权时代写作“潘阳”。事情很清楚，潘、梁身在清代，不知有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陈乃乾在1959年完成的《三国志》校点本中采用潘、梁之说，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古写本在文献校勘学等方面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
(4)“之际”的有无
古写本“君生于扰攘”，传世本作“君生于扰攘之际”，郭沫若说，传世本“下有‘之际’二字，较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