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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10)

2014-06-25 01:04

　　第五节　　同情式考述

　　从19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学术，本守中道，清中叶汉宋之争大起，虽有统治者人为作祟，根源还在方法本身。历史以人为中心，其发展包括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欧洲学术因此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派，相互竞进，却将本来统一的两面割裂。汉宋之争类此，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则琐碎。但历史本身是两位一体。清代考据正统，与欧西近代科学主义暗合，反而偏离中国学术传统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调和汉宋。自欧化思潮风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而考据再兴。1921年梁启超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于史料的收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 。后作补编，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人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 ，指责整理国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皮毛，吐弃故籍"，"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 ，重提调和汉宋，主张通专并重，以专求通。与前此章炳麟、张尔田等人不同，他们吸取西学的研究和表述新法，与宋儒及清初学者的观念方法融合，实际写出作品。不过，具通识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与不通，分别不在对象而在见识，加上变通经致用为通史致用，形通而实疏，则仍为蔽而不通，因而所获承认有限。梁启超的粗浅博杂，自认不讳。渐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对成就较著的钱穆的著述主张也白眼相加。但同时史学二陈有意无意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其治宗教史的严密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主张用一时代之新材料治一时代之学问以预流的陈寅恪，则宣称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内。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

　　在推重宋代学术一点上，陈寅恪与钱穆所见略同。他对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的评价远较时流为高。此书写成不久，顾颉刚代为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审查三人中，冯友兰主张改变体裁以便人阅，陈寅恪则认为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虽因居少数而未获通过，却屡屡对人称道推许此书稿。 不过，陈、钱二人所指宋代学术又有分别，治学路径也不同。后者重在义理之学即一般所谓宋学，先以史证子治经，继以经驭史，后来更偏于义理一端，形同以史注经，有违"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生" 的初衷。义理之学，难以目验，功夫不到，见识愈高，愈易逞臆玄谈，似是而非。陈寅恪则推崇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尤其认为中国长于史学，欧洲长于哲学，且由宋代史学发掘出相应方法，由史见经（礼乐）。 他特重《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由前者知著史须通古往今来大势，不能仅见于个别史实；其次则明选择取舍史料即由史料见史实真相的方法；后者为治史不仅了解故实，更须会通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以显现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其上溯宋代学术精义所创同情式考述史学，沟通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超越乾嘉考据和域外汉学，解文本以通史实，由史实以明语境，因语境而知人心，扬各家之长而抑其弊，且与中国史学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国研究的时弊。

　　中国历来文献遗留多而且连续一贯，文史之学的特征与特长均受此制约。清代学术详于经史文本而忽略辅料故实，近人矫枉过正，每有脱离文本和正史的趋向。史料为史学基础，所谓发明，即贯通新旧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实、联系与意义。欲通史料文献，须知字义、故实及寓意。就此而论，治史有三重境界，一为从史料外面看，曰望文生义，格义附会。二为从史料里面看，曰信而有征，实事求是。三为从史料上面看，曰虚实互证，了解同情。后者须处处由第二重演进，最忌凭义理凿空演绎。近代以来，文献范围大为扩展，地下遗文，域外文书，杂著实物，都入于治学正道，但仍有时间、主次之别。公认于史料最精博的陈寅恪，对此体会极深。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确证不易，反证亦难，加以所受训练主要不在小学，因而一反潮流，自称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说，实有寓贬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至于中古史，立论不难，反证亦易，于此一面主治制度文化，注意古人言行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关系，从条文与实际的差异见社会常情与变态， 一面以诗文证史，虚实互证，既扩大史料范围，更由事实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