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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的汉语(1)

2014-06-23 01:12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

【关键词】 1942年 青年作家 语言差异 语言观念 　　
　　一、1942年：新的文学群落的崛起
　　
　　1942年，是现代中国文坛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作为战时中国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学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我所谓的“成熟”，是指到那时为止，中国现代文学新旧各种元素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各得其宜的安排。
　　这在文学语言方面尤有直观的呈现。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一批新作家都是在1942年前后一两年内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教育程度和价值立场都迥然有别，语言风格更各不相同，所以令人无法轻易看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在这个特殊的年度，中国文学彷佛突然进裂开来，朝着东(上海)、南(云南)、西(重庆)、北(延安)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头演进了。
　　在西南联合大学，一个年轻的作者群正迅速成长，从他们中间很快走出了传奇般的诗人穆旦，而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刚刚结束逃亡生活、困居学院的中国文学的神圣家族。这里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等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也有为中国文学推波助澜的作家型学者吴宓、朱光潜、李广田、叶公超、洪谦、冯友兰以及青年学者钱钟书、夏济安、赵罗蕤，包括战时滞留中国的英国诗学专家燕卜荪与现代诗人奥登。这里不仅有对从《诗经》、《楚辞》到“五四”新文学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细心讲求，也有对T．S．艾略特所谓一个人二十五岁还准备写诗就必须将整个装在头脑里的从荷马到莎士比亚直至现代英国文学的系统介绍与深入研读。穆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贪婪地汲取营养，由此成就了他个性鲜明的诗风。1942年，继《合唱》、《玫瑰之歌》、《赞美》之后，他完成了著名的《诗八章》。同年5月，冯至前一年在灵感突发状态一气呵成的《十四行集》也告出版。也是在这年的2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文聚社”刊物《文聚》创刊，居首的就是穆旦的诗《赞美》。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穆旦、冯至1942年前后的诗作，无疑是这个流亡文人群落最值得骄傲的收获。穆诗在理解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大胆欧化，使“五四”时代即已开始备受讥诮的“恶劣的欧化”合法化了。“五四”时期，许多人都认为白话文有必要向西洋文学学习，但真正大张旗鼓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他认为白话文除口语之外，另一个更高等的凭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他还可惜许多人学习西洋语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为之，“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这是符合事实的。敢于“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的，大概就是穆旦吧。但穆旦同时也在《五月》一诗中故意采用中西古今杂糅的方式，造成特别刺目的不协调效果。只要是他的诗歌所需要的，他几乎全无顾忌，而过于丰盛的年轻的生命也不允许他的诗语过早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