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1)(2)
2014-06-23 01:12
导读：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目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
他既可以依托雄伟的自然存在而唱出崇高的颂歌，也可以将沉郁与悲壮驯服于细腻的观察，寄托对民族历史的恢弘想象：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赞美》)
冯至诗受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影响，采取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体，无论精神还是语言形式都充分欧化了。但步入中年的诗人在细吟密咏之间，仍然努力回归变动不居的汉语的本体，充分玩味每一个人诗的汉字的音色与意蕴：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彷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十四行集》之一)
30年代上半期在德国
留学时，冯至就宣布告别自己20年代的诗歌，要以“小学”的功夫来熟悉中国的字词，看来他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的。如果说穆旦的语言是“外发的”，冯至则是“内涵的”；如果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他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诗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典籍的彻底的无知”，那么，冯至的诗语则是充分的欧化与充分的中国化的融合。师生两代诗人在南方的天空下按照各自的秉性自由生长，“五四”以来文言、白话、欧化的语言因子在他们身上都有斑驳的投影。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在上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大批文化人或被迫迁移内地，或韬光养晦转入地下以免为敌所获。恰巧这时，钱钟书从湖南回家探亲被困，只好隐居创作；就读于香港大学的张爱玲也被迫辍学，于1942年下半年回沪，决定卖文为生，并很快于次年一飞冲天。钱、张的文学渊源当然都不限于40年代初的上海孤城，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他们纳入“五四”至40年代“语体文”(即现代白话文)逐渐成熟的过程，但这条清晰的文学语言的历史脉络也只有到了1942年前后，才真正在这两个身居上海的天才作家身上，借“不受欢迎的缪 斯”的照拂，将各种语言要素相对平衡地安排配置，从而结出了丰美甘甜的硕果。
张爱玲自幼敏感多思，酷爱读书，先是古书，后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在教会中学又通过英文直接诵习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良好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她的文章特别的摇曳多姿。十八岁应征《西风》杂志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早熟的隽语：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1942年回上海后，最初用英文给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纪》)投稿，步中学时代崇拜的林语堂的后尘，用灵动波俏的文笔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这个短暂的英文写作阶段很快因为在中文写作上的大获成功而中断，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文小说随笔的同时将它们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改为《更衣记》，Wife Vamp Child改为《借银灯》，Still Alive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China’s Education of Family改为《银官就学记》，Demons and Fairies改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些后来都收入1945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