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1)(2)
2014-07-02 01:17
导读：商人为何被歧视?因为他们从事具体职业；但同样是具体职业，中国文吏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很高?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一种社会伦理 政治 学 说，包含“
商人为何被歧视?因为他们从事具体职业；但同样是具体职业，中国文吏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很高?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一种社会伦理
政治学说，包含“学”与“术”两部分，到汉代则有了“经学”与“儒术”之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发展以“经邦治国”为依归。由此儒学与统治术结合，作为一种“治国之术”被统治者看中并加以推崇和利用，儒学遂走上重“术”轻“学”的道路。
陈东原认为，汉代儒生地位不如文吏的原因在于其学问与治事的两分，即体用在儒生身上发生了分裂。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做学问不要考虑实用，这是治学的关键。当年章太炎攻击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传统，推崇古文经学讲求学问，顾颉刚始终信守其“薄致用而重求是”的观念，遗憾的是章太炎自己不能抗拒正统观念的压迫，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为推翻清政府而从事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行为实际上是践行了传统的通经致用的价值观。蔡元培曾提出“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说：“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为了实现“学”与“术”的统一，蔡元培提出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
西方大学的理念亦经历了“尊学”与“崇术”的嬗变，有学者将之归纳为“尊学”与“崇术”的统一—分离—再统一三个历史阶段。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其时“学”与“术”连为一体，大学集中体现了“学”的成果，寄托了人们对真理和知识的向往。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学术研究的分界刚起步，大学所培养的牧师、律师、医师等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当时社会最高知识和文化的代表者，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和学术色彩。同时，大学还未摆脱“术”的特征，从词源上考证，“大学”由“行会”一词演变而来，并非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机构的指称，传授的知识也颇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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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导致科学与技术加速分化，学与术的界限渐趋明显。人文主义者为摆脱中世纪思想的桎梏，借复兴古代希腊文化张扬人的个性，对学与术的分化倾向采取了厚学薄术、扬学抑术的态度。这一变化经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潮代表洪堡的推动而达到顶峰。洪堡认为，大学的任务只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大学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只涉及纯粹的知识，无关实用；强调大学是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科学机构，不宜把大学与国家现实利益相联系。这一思想促进了研究型大学学术的繁荣，推动了知识的进步，但也压制了应用型大学的发展。这一理念曾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如
北京大学等)影响很大。
至19世纪，“学”与“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统一趋势。这一过程发端于美国。19世纪中叶后，随着工业社会需求的变化，美国的大学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创办美国式的学院和大学，培养实用性的职业人才，朝着“崇术”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就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改造传统的学院，建立以科学研究和
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性大学，培养精英型学术人才，朝着“尊学”的方向发展。表面的分离实质上反映了大学合理分工基础上的统整和创新，标志着学与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离后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分工及融合。
三、道、器对峙的心理误区
文化具有认知和器用的普遍特征。与认知特征相联系的是学问、科学，与器用特征相联系的是经济和工业技术。英国
哲学家罗素认为，这两个特征可以适度分离。他认为社会应该有分工：“考古学家或者钻研未发表的手稿的人，大概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搞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打算写历史巨著的人，也不应该指望亲自去做艰苦的准备工作。在科学上，这种事情是人们所公认的。开普勒的定律建立在第谷·布拉赫观察的基础上，克拉克·马克斯韦尔的理论依靠了法拉第的实验，爱因斯坦的学说所根据的观察资料并不是他自己提供的。一般来说，事实的积累是一回事，事实的整理是另一回事。当事实是大量的和复杂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两者都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
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猜想，但未能进行实验；吴健雄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猜想是正确的，诺贝尔奖却授予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科学家可以去猜想，但不一定亲自去做实证，具备条件的人做实验来证明其理论，同样是该科学家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