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1)(3)
2014-07-02 01:17
导读：道与器在中国历史时序上有先后、大小、上下之别。《易》云：“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载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
道与器在中国历史时序上有先后、大小、上下之别。《易》云：“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载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道包含了这样三层含义：一为生生之源；二为天地万物之纲纪；三为人生之价值。道首先是生命的本源，是天地之母。其次，道表示法则、规律。《韩非·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再次，道指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游于海。”最后，道指伦理纲常。董仲舒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无形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的，指具体的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之关系，实质是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
老子最早提出“朴散则为器”，认为道在器先。《易·系辞上》所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认为道在有形的器物之前。宋代开始对道、器关系展开争论。程颐、朱熹等认为“道”超越“器”，把“道”和“理”作为维护伦理纲常的根据。明清之际，王夫之等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的命题。清末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则认为，“道”(伦理纲常)是中国的好，“器”(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道”是本，“器”是末。实质上是试图在不触动专制统治秩序(“道”)的前提下，学习西洋(“器”)以进行改良。洋务派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正是体现了这种思想。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孔子学习的内容都是很具体的：他先学其术，然后得其志；学其志，然后得为仁。顾炎武从“习”的角度分析了孔子为什么能够达到形而上：“虽孑L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意思是像孔子这样有天赋的圣人，他学习时也要从“下学”开始，然后才能达到“上达”的境界。这样一种求学路径，从先秦的荀子开始，到汉代的董仲舒，再到宋代的朱熹、二程等都有充分体现，他们都强调“下学”的一面；孟子的内圣之学则强调“上达”，到明代发展出心学派，提倡“良知”之学(“万物皆备于吾心”)。两者求学路径不同，但“下学”的传统还是非常深厚的，尤其是道德的培养，且非常注重践履。当然这类学问偏于修身，与社会及自然实用方面的联系很少，这一点和西方的差别比较大。西方非常强调做，比如美国化学教育家亨利·阿姆斯特让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Ihear，Iforget，Isee，Iremember，Ido，Iunderstand，”(“听，也许会忘记；看，可能会记得；只有做，才能够真正地理解。”)要做，就要动手。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坐而论道，说的多，做的少，这与重道轻器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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