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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语境中鲁迅与马华文学(1)

2014-07-23 01:31 【摘 要 题】台港澳与海外华人文学 【正 文】
按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界定，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渊源于中国新文学，同属于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中，又渐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界定从发生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中国五四新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了一种“形成性影响”。资料表明，也可以直接说是事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经典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当中，又以鲁迅为最：马来亚作家韩山元（章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注：韩山元：《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在马来亚广泛流传着一个小册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全是歌颂鲁迅如何伟大的；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被新马作家最大程度地摹仿、移植，单是《阿Q正传》就有上十个摹写本、改写本； 鲁迅的杂文在新马被极度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写作潮流；新马作家、学者方修、赵戎、高潮、方北方等论述文学问题处处以鲁迅为依据；鲁迅逝世后新马文化界对他的悼念，是新马追悼一位作家最隆重、最庄严、空前绝后的一次……问题是，为什么对马华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或说马华文学最多接受的，是鲁迅而不是别人，不是郭沫若、茅盾、巴金，不是在新马呆过的老舍、郁达夫……？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是：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从“放送者”考察，鲁迅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新文学中声名最大的，直接渊源于中国新文学的马华文学自是对这新文学的“奠基人”和声名卓著者有特别的关注；鲁迅作品本身的艺术感召力又自有其向马华文坛的巨大辐射力。从“媒介者”考察，一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述，鲁迅“以左翼文人的领袖形象被移居新马的文化人用来宣扬与推展左派文学思潮。除了左派文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塑造鲁迅的英雄形象。”（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接着的问题是，也就是从“接受者”考察，为什么新马左派文人对鲁迅的更多“非文学性”的宣传会激起那么大的响应？王润华论述道：“共产党在新马殖民社会里，为了塑造一个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们采用中国的模式，要拿出一个文学家来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样这个英雄才能被英国殖民主义政府接受。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帜。”这段话启示我把问题放到殖民语境中去考察。面对殖民主义者，面对强权，马华文学自觉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而鲁迅恰恰被左派文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以文学来进行启蒙与救亡的民族英雄，从而进入新马文化人的“期待视野”。 　　　　一、殖民语境中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半殖民地”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或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主权所处的半独立的地位。部分的国家主权受制于他国。“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多次举行侵略战争，打败中国后，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国就“在形式上独立”，而政治经济等都严重“受制于”列强。生活在这种半殖民地处境中的青年鲁迅，高扬“我以我血荐轩辕”，其志不在文学，而在科学救国，转而以医学强国民之体，最后才落实到以文学变国民之心。也就是说，鲁迅自己对文学的选择，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生性中的文学禀赋，而是或主要是在于当时的他认定文艺更能改变人的精神，从而“立人”，从而进行民族自救。
鲁迅具体的创作是外国作品推动的，一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而鲁迅对外国作品的选择，不大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取舍，而注重挑选那些反映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人民苦难命运的作品来阅读和介绍，他曾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又在《杂忆》里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记得的人， 还有波兰复仇的诗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 fi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进入从文之初的鲁迅视野的、对鲁迅的创作构成“形成性影响”的外国前驱作家，并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果戈理，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乃至算不上经典的波兰的显克微支，菲律宾的黎萨尔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的反映，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争取独立富强的心声的抒发等等，正好满足了半殖民地鲁迅的情感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