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2)

魏晋玄学融会儒道，进一步沟通了宇宙根本和人生境界。王弼言圣人体无而有情[3]，嵇康标越名教而任自然[4]，郭象唱身居庙堂而心寄山林[5]。特别是玄学提倡的“得意忘象”（王弼），“寄言以出意”，“求道于言意之表”（郭象）等思想方法，开启了中国艺术以“立意”、“传神”、“求韵味”为上的根本精神。在玄学思维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的艺术内涵丰富，具有深邃的哲理性；中国的哲理则语言简约，富于生动的艺术性。深邃的哲理性和生动的艺术性混然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性和基本精神。中国佛教中禅宗思想之富于哲理性与艺术性，早为世人所共知，当无需多说。对于理学，人们多以为其间只有一通正颜厉色、枯燥无味的道德教训。其实，只要我们稍稍选读一些周（敦颐）、张（载）、程（颢、颐）、邵（雍）、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著名理学家的著作，以及有关的传记，即可处处感受到他们借诗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二·文辞》：“文所以载道”），谈文艺以明道，（陆九韶（象山）言：“文所以明道”，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的力量，而在他们的处世行事中、人生境界的追求中也极富于艺术的精神。所以，理学在融哲理与艺术于一体方面，在发展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传统方面，绝不亚于先秦之儒学、魏晋之玄学和唐宋之禅学。

艺术精神的养成是离不开艺术实践活动（创作和欣赏）的，但艺术精神高于艺术实践活动。艺术精神不仅指导着各种艺术实践活动，而且经过理论的提升和认识的自觉，渗透于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在这一层次上，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价值的判断；对社会、个人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思考；对理想社会、完善人格的追求；乃至于对处世（人际关系等）行事（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法的把握与运用等等。

艺术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6]，反映了他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艺术创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赏趣味中格调的高低，也就会直接反映出或影响到一个人品格和境界的正邪与高低。因此，通过艺术修养培养起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来，对于高尚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和确立是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为什么这里只提出培养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呢？这是因为，一则创作立意是离不开欣赏趣味的，二则创作或要有某种天分或要有一定的专门训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之的，而欣赏则人人在领受和多少能够为之的。因此，把欣赏提高到自觉的程度，培养高尚的欣赏趣味，乃是最基本的和第一位的。追求艺术的完美与追求人生的完美，在其终极之相会合，这就是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的体现。

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创造精神是艺术的灵魂。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中有创造，就是在艺术欣赏中同样也有创造。古人说：“诗无达诂”（董仲舒），“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古画画意不画形”（欧阳修）。这就是说，言象只是一种表意的工具，做诗作画者可以此言象来表达其心中之意，赏诗析画者也可以此言象来表达其心中之意，赏诗析画者也可以此言象来契会其心中之意。作者心中之意与赏者心中之意不一定相同，也不必相同。欣赏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诗画中的意境，无需受创作者所寄之意的限制。这就是欣赏者的创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创造中又有着鲜明的个性。发扬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最根本点就是要发扬这种主动的创造精神。

艺术的完美离不开和谐，和谐精神是艺术的根本目标。艺术家对于画面的经营布置，诗句的平仄对伏，乐章的高低缓急，无不煞费苦心，这从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完美的和谐。艺术作品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如何，反映出艺术家水平的高低。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经营布置已达到完美的和谐，就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为至德，正是充分地把握和运用了这一艺术精神和技巧去处理人事世务的体现。

艺术的视野，给人以旷达与平静；艺术的幽默，给人以智慧与轻松。多一点艺术修养，多一点艺术精神，将给人生增添无尽的生气活力，将给社会带来普遍人格的提升和生活秩序的和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 原载于《民主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