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相容监管机制：银行业监管效率的基石(1)(2)

　　1.信息供给短缺。

　　信息是决定监管效率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目前中国在政府、市场披露和社会信用评级三个信息渠道中,后两个渠道是不畅通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资产质量低下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好转,风险管理尤其是资产风险评估制度尚未完善,各类金融机构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事情屡见不鲜,信息披露还很不准确、不及时、不完整。信用评级体系才开始起步,目前我国还未形成一个广泛的信用评级市场，仅有的几家信用评级公司业务范围窄，公信力不足。即便是象标准普尔、穆迪这样国际著名的评级公司在我国也缺乏足够的数据积累，信息供给的严重不足会极大地削弱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督,引起普遍的道德风险问题。

　　2.监管激励不足。

　　虽然监管部门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但有效的监管供给严重短缺,这一方面来自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监管者的行为较少受到监督与约束,也没有相应的指标衡量他们的业绩,没有形成公众与监管者之间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使监管者缺乏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另一方面，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步伐，但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目前除了４家上市商业银行和少数几个股份制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向社会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在国家充当了金融安全网角色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最优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８%的巴赛尔标准，造成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转嫁和服从监管的激励严重不足，同时也形成了监管当局的高成本。

　　3.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建立风险硬约束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效监管和恢复市场纪律的前提,但目前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定位不清,治理与管理一身二任,外派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样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本素质,董事会因代理问题不可能形成保护股东权益的激励,引起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些缺陷将直接导致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与外部监管的失效,丧失市场纪律对其的有效约束。

　　四、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安排

　　激励相容监管制度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引入，无疑能较好地解决上述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现阶段我国激励相容的监管方式的实施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要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监管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加强市场约束机制煵拍苁迪忠行监管的帕累托效率。

　　1.推进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建设。

　　Ｋａｎｅ(1994)认为恢复市场纪律的核心任务在于向社会和监管者提供金融机构、存款保险机构、监管部门的及时而准确的信息。我国学者许成钢(2001)、陆磊(2000)的研究也表明，监管的关键是信息披露。我们通过不同信息透明度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的比较（见表1），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透明度相对较高的上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是较高的；透明度较低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平均股本收益率是较低的。通过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上市前后指标比较发现二者资本充足率都大幅度提高，而不良资产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见表2）。因而解决监管激励相容的关键是要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充分披露能够反映金融风险水平及其控制风险的成本与绩效的数据资料，避免报喜不报忧的信息公开方式，使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到最低。这需要国家在信息披露的立法及其制度安排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健全相应的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阶段发展要求的款项进行适当修改，严格规范银行的会计财务信息，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使监管当局在行使监管职责时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重视外部评级的作用，培育市场化的专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此减少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监督。另外在我国可能还需要增强政府及监管者的声誉和统计资料的权威性。

　　2.对监管当局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

　　由于金融监管很难通过金融市场自发形成,监管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政府(中央银行)身上,成为公共物品。然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缺乏效率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监管的低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上述目标呢﹖一是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以金融效率作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指标和制度,将监管的业绩与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然后根据业绩来确定奖惩方案和数额。同时，还应委托相关部门（如人大财经委员会或中央银行）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监管当局进行监督和业绩考核，形成对监管当局及其人员的有效约束，避免监管中的寻租行为及其与被监管者的共谋。二是出台相应的监管法规，如《金融监管法》，一方面保证监管当局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金融监管受到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而造成监管激励的扭曲，另一方面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监管当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监管行为，使金融监管真正建立在法制轨道上。

　　3.对商业银行服从监管的激励。

　　一是发行次级债券。Calomiris and Kahn（199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大多数小储户能够有效地甄别和控制银行的风险,所以可通过银行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市场约束力,因为次级债券的持有人与政府监管者面临同样的风险敞口,从而形成两者在银行监管中的激励相容。

　　二是大力培育银行经理人市场。在实行激励相容监管制度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干涉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和运用，这样，就存在领导人的短期行为的选择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因为他可以获取短期利益而让离任后的银行来承担长期成本。为避免上述短期行为的发生，应创造条件，力求形成活跃的、公平竞争的银行经理人市场，打破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对在职银行管理者产生强大压力。

　　三是对银行机构管理者实施管理补偿制度（Management Compensation System）。从短期来看,金融监管会造成金融机构资产收益的下降,从而使管理者的收益减少,形成管理者逃避监管的激励(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金融业尤为突出)。如果逃避监管受到的惩罚成本低于这一激励,理性的管理者将会选择逃避监管。另外,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监管者较难准确掌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进一步降低了逃避监管所承担的惩罚成本。因而要提高监管效率,还应该实施管理者补偿制度,对管理者遵守监管标准进行必要的补偿,消除管理者逃避监管的激励或提高逃避监管的机会成本。补偿的数额应至少等于管理者逃避监管获得的收益。

　　五、结论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规制的演进过程——从高度规制到轻度规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商业银行会面临不同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因此在不同的阶段，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政府面临如何设计合约菜单，实现最优规制的艰巨任务。但无论如何一个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机制是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的前提，也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与有效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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