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经济学毕业论文 > 金融论文 > 正文

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网(2)

2014-09-23 01:43 1998--2004年我国国有下岗职工数共计3243万人。Cooke对改制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国企产权的变化使得劳资双方的利益鸿沟日益扩大。一项对中外合资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查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因其所有制结构特征使工人先赋地位的优越性不断弱化，企业劳资冲突日益表面化。另一项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查则表明，私营企业雇工主体来自于农民，在一个劳动力充斥而资本匮乏的国度里，在一个商品骤然而又没有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与之相平衡的时代里，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劳动处于劣势。
　　在假设2中待检验的两类影响因素如下：
　　第一类经济增长因素。经济增长变量仍使用人均GDP。失业率是对劳动力市场松紧的度量，也是工人谈判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包括城镇和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但可以从反面反映城镇就业机会的变化。外贸依存度采用按当年汇率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反映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报酬一直是各国劳资争议中的核心问题，也不例外，90年代以来，我国由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占总数的比重一直在37％左右。将职工工资增长率引入模型，可以检验劳动报酬变动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第二类社会保障因素。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用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表示。检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否有助于改善劳资关系。
　　此外，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Bong在研究韩国80年代末期劳资冲突的原因时发现，被称为“386一代”(386指机芯片)的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二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的比重越来越高，他们的民主意识远远高于其父辈，对劳动平等的要求也更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结构与此类似，正在成为劳动生力军的是成长于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年轻一代，从理论上来讲，这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劳动民主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而无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适用于以上劳资关系影响因素检验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_it=C_i+β_1it+β₂X²_it+β₃SYL_it+β₄WMD_it+β₅GZL_it+β₆YLBX_it+β₇YILBX_it+β₈SYBX_it+μ_it　(2)
　　
　　三、实证检验
　　
　　(一)假设1检验
　　分别以YAJ和YRS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1和1.2，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1、1.2回归系数的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模型1.1的统计显著性更优。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
　　第一，模型1.1、1.2所描述曲线的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GDP11444元和11980元时，我国2003年人均GDP10542元，2004年为12336元，这意味着，劳资冲突自2004年始趋于缓和。不过在形式上没有出现从集体争议到个体争议的过程，在集体谈判、退出和个体争议等途径选择上，我国劳资争议也一直偏于个体化。1996-2006年，我国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占总数的平均比重仅为6.1％，其中约1／4至1／3来自于国有企业。这一特点不仅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所有者都对集体冲突十分敏感，劳资冲突常常在个体化阶段得以解决，难于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冲突，还与我国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有关。拉佐尼克将19世纪60--70年代美国纺纱工人在劳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退出而不是依靠集体力量的原因，归结为“弗尔河的纺织工人面对的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当时的美国工人“有丰富的机会和余地更换雇主，甚至职业”。
　　第二，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表2按1990年国际元推算了英法德美等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以及中国2004年的人均GDP。从数据对比来看，各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水平各不相同，从2889元到5689元不等，显示出国别差异性。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英法德美劳资关系的转变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是工人运动，政府改良性社会立法推动的结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二)假设2检验
　　分别以YAJ、YRS为因变量，对模型2.1、2.2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2.1和2.2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2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了t值过低的失业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的模型2.1通过了各项检验(见表3)。各因素对劳资争议的影响如下：
　　第一，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即外贸依存度提高加剧了劳资冲突。这与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自1997年东南亚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内需不足，之所以经济增长一直能保持在8％以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口增长弥补了内需的不足。以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为基期，2006年的出口总额增长了50.17倍，GDP增长了46.39倍，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国际分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为主，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很小。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达到最高，但在出口总额中也不到28％。即使是在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中中国企业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这个环节的生产还是劳动密集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压低、克扣、拖欠劳动力工资，以更大比较优势获取更高利润，成为资本追逐的必然目标。以2005年为例，由这类原因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在结案总数中占44％。
　　第二，工资增长率。工资增长率的符号为负，这意味着职工工资增长有利于劳资关系改善。这一结果与笔者在相关实证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对第二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职工工资增长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改善劳资关系，这一效应在竞争性领域更加显著。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三，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模型中有正系数，说明该变量的提高加剧了劳资冲突。这一不符合预期的回归结果(包括失业保险覆盖率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反映了我国社保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远未实现全覆盖、严重的城乡失衡、规定的待遇水平较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保问题突出、对贫弱人群的发展权保障严重不足、对贫弱人群的福利服务严重不足等。以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例，涵盖农民工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近两年刚刚起步，至2007年底，参保农民工占城镇参保职工总数的比重仅9.17％，但是，2008年春节却出现了农民工“退保潮”，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究其原因，除农民工流动性大和就业稳定性差等客观上存在的原因外，保险金不能跨区域转移、保险金按期设定缺乏操作灵活性、保险金地域利益明显、农民工负担过重等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农民工因最终享受不到养老保险或负担不起而退保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提高减少了劳资冲突，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为负，这一方面反映了医疗保险对于城镇职工当前基本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及敏感程度，另一方面也与医疗保险的涵盖范围有关，2007年农民工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参保比例达17.38％，比在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中占的比例高出几乎一倍(见表4)。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
　　1．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劳资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已经出现，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从趋紧到缓和的趋势已露出端倪。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演化也告诉我们，劳资关系拐点的到来并不是某一固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产物，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