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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产业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产业安全论。外资控制并占领国内市场,制约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发展,导致国内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被外资控制,使我国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张玉和、王罡,2002),并且正沿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初级产品的路线抢占国内市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部门;初级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大,对下游产业有重要影响,外资向中间和初级产品领域的扩展,能够控制更多的产业,因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张玉波、李连成,2001)。(2)国际垄断及品牌替代论。外资(主要是跨国公司)垄断现象日益明显,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张奋勤,1999);并且认为外资垄断使得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尤其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从而容易使东道国陷入“蒙代尔三角”的困境。众多的民族品牌丧失,相当多的行业被外国品牌所充斥(祝年贵,2003)。(3)产业空洞论。外资加快了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进度和速度,表现在:①外资收购兼并的是我国支柱产业,即产业控制风险;②行业结构存在“夕阳化风险”;③行业发展所需人才流失风险(余治利,2000)。通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主要从事垂直一体化投资,也就是把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或两个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使得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产业之间缺乏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既挤占了国内资源,又迫使我国产业的对外依赖,属于典型的“飞地经济”(张奋勤,1999)。(4)产业结构偏离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外资企业进入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益,制造业比重偏大加快,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仍偏低缓慢,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加大(宋泓、柴瑜,1998)。
2.我国贸易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飞地”现象危害论。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空前依赖外资企业,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过高,与国内经济的后向关联很小,且出口品的国内含量偏低,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飞地”(enclaves)现象(Lardy Nicholas R,1996)。该现象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结合时,存在很大风险。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过高,其“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国内生产要素关联性很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长此以往,这会导致外贸粗放型增长,加剧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加大对外依赖性,损害我国外贸发展的自主性(王允贵,2000)。对有关“飞地经济”的危害,有学者指出,在引资中若不注重自主创新和开发能力的提高,就会带来明显的“飞地效应”,造成对外技术依赖上升,当沉淀成本不高时,“飞地经济”会随当地劳动成本优势的丧失而迁移(潘悦、杨镭,2002)。在对外向型经济与珠江三角洲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看法,认为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应该避免重蹈东亚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的覆辙,该模式的不足之处可用“出口平台”这一概念来概括,其操作方式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创立对国外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在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同时,保护核心技术不扩散(蔡兵,1999)。(2)外贸依存度偏高。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低。如此,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国出口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会大于进口国对我国产品供给的依赖,同时我国国内某些产业对进口品的依赖也会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尹翔硕,2004)。
3.我国技术进步中FDI效应风险
(1)技术溢出效益不显著。Young,Stephen和Lan Ping(1997)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发现外资在华技术外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江锦凡(2004)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发现外资在华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渠道实现,影响的是以劳动力为载体的软技术部分,而技术外溢的另一渠道R&D资本却不通畅。从总体看,这种趋势削弱了我国自主技术开发的能力,形成技术的对外依赖。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相关文献较多,但孟良等(2004)在对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中发现:国外学者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即使针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学者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