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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的现代性：从东亚的反例与范例看全球

2015-05-23 01:02 （5）由一种 发展 状态推动的 工业 化。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工业化是出于国家的需要，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和干预主义的政府在“富国强兵”的 政治 责任和政治理念的下迅速推进的。“从一开始，日本的工业化就是由一种发展状态推动的。”[64]
（6）和谐是最重要的价值。
日本 现代 化“不仅与欧洲国家、而且与 中国 和韩国的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国家与 社会 的关系是和谐的。“在日本 历史 上， 经济 和工业的发展时刻都受到国家的鼓励和协调。在欧洲国家近代发展起来的那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鲜明的差别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在日本的生活中，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对从上到下的那种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和国家的制度连在一起。”约翰·格雷引征塞勒（Sayle）的话说：“日本政府没有离开或凌驾于社区之上；而是有事与社区协商。”[65]
（7）非最小国家与福利国家。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于明治 时代 ，与欧洲19世纪的传统民族国家非常相似。至今，日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19世纪民族国家的状态。这是一种发育中的国家，但肯定不是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最小国家。然而也不是西欧的那种福利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过战后的演变，日本和所有的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了。
（8） 网络 资本主义。
日本工业、商业和 金融 企业 联系在一个稠密而又复杂的关系网中，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是从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企业发展而来的。因此日本企业一直是在大企业紧密编织的网络里组建的。“在明治时代，这些企业一直都是大财团，是强大的、由家庭控制财产的群体，在占领期间，这些正前的财团幸免于对它们强制实施的美国式的反垄断法，成为当前的重点企业，或市场联合群体。在占领期过后，一些大公司的家庭控制的程度降低了，但他们重新联合起来，这就有助于构成一个主宰今天日本经济的企业群体网络。”在这种企业群体网络中，“大型企业和种类繁多的小企业共同存在，但它们设置了框架，其他公司在其中运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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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充分就业文化。
日本的失业率或就业率在西方世界素来是很特异的，“日本最不能让华盛顿共识原谅的罪过是充分就业文化”。按约翰·格雷的统计，日本的失业率大约为3%——4%，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都在大约8%的水平；它的就业率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所有类型的工人就业的平均水平，包括青年；1993年，它的失业率低于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甚至包括非全日制工人在内；决不是所有的日本雇员都享受终身就业，终身就业在大公司之外是不普遍的。但1991年日本有43%的雇员已经为同一个雇主工作10年以上，而在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个数字是33.5%；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紧接着就是经济活动的灾难性滑坡，这是它遭受的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但在衰退的整个过程中，它仍然保持着充分就业的文化。以非书面的社会契约保证人口的大多数有就业保险是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核心特征。用社会契约保障充分就业的做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为了对付经济压力，如技能的短缺；但另一方面保障产业和社会的和睦，即防止无产阶级的增长，在近期尤其防止了下层社会的增长。日本就业保险受保护的程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比较，日本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人人都是中产阶级。”[67]
（10）高度压缩而又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
日本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工业社会。在这方面，它更相似于西欧当代经济体制，而不是位于东亚其周边的新兴的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但它又成功地把英国用了两个多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发展缩短成125年。在这些时间里，在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走上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道路，尽管之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的灾难，这条道路仍然使它成为今天的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