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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本配置效率与产权结构——基于中国商业

2015-07-11 01:12 摘 要：商业银行所有权安排是影响信贷资本配置质量的基本变量。由于理论背景不同，对银行产权与信贷配置效率的关系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在理论分析信贷配置的所有权效应基础上，本文选取中国16家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数据，对中国1990年代以来国有产权的信贷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银行制度下，中国的信贷资本具有正的但较低的配置效率，银行国有产权比重过高使信贷配置效率未能达到最佳状态。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资本；产权结构；配置效率　　一、引言　　在功能主义者看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Bodie and Merton,2004)，银行信贷配置效率还是所有权安排的函数。关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中的所有权效应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发展观点(development view of government ownership)的基本思想是，国有银行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制度安排，它可提高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与乐观的发展观点不同，政治观点(political view of government ownership)认为，国有银行导致信贷配置的政治化，降低了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激进主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等大都持发展观点，新自由主义、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深化和新金融发展理论等大都支持政治观点。　　为实现后发战略，在发展观点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以信贷配额、贷款利率控制乃至国有银行等等方式来干预信贷资本配置。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取消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着手重构银行体系，但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建议不同，中国采取了近似金融约束的银行发展战略。政府支持银行体系发展，同时它又通过国有产权来直接控制它，并以贷款规模和利率控制等手段干预信贷配置，以促进体制内的经济增长、支付改革成本等(张杰，1998)。科尔奈(1986)所描述的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形，即国有银行制度导致信贷资本的低效配置，并引发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官僚主义、大量不良贷款等问题，也存在于中国。于是，中国政府在1990年开始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银行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迄今为止，对银行国有产权与信贷配置效率的关系问题尚无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银行业传统功能的衰退，学者们脱离了机构主义(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而从功能视角(functional perspective)分析银行功能。功能主义者把资本配置看成是银行的基本功能之一。在影响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诸多因素中，产权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就产权与信贷资本配置的效率问题，发展观点和政治观点提出了相反的理论。在持发展观点的学者中，Gerschenkron(1962)的理论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信贷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菜单中，国有产权最为直接也最便利。Shleifer(1998)综合归纳了这一学派的观点，即发展观点的共性是：基于信贷市场失灵而需要国有银行制度为战略部门融资，银行自身作为战略部门也需要政府的直接控制。　　发展观点隐含的前提是政治家知道哪些是战略部门，战略部门也能高效使用稀缺的金融资源。这种假设遭到了批评。首先，国有银行往往成为政府寻租的工具：政府通过它将信贷资源配置于那些经济低效但政治上合适的项目。国有银行导致信贷资本配置的政治化、企业对官员的贿赂、银行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Kornai，1979；Shleifer，Andrei and Vishny，1994)。其次，与其说银行对克服市场失灵感兴趣，还不如说它更喜欢追求政治目标；它也不太可能花费成本去甄别并对真正的战略部门提供信贷(Porta等，1999)。第三，国有银行也许真的将信贷资本投向了战略部门融资，但绩效未必符合政府的理想模型。McKinnon(1973)等的金融发展理论也包含上述思想，即国有银行会降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银行制度遭到怀疑，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发达国家也放松了对银行的国家控制，鼓励金融创新，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金融产权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Cho(1988)对韩国的研究，Abiad等(2004)对印度、约旦、泰国、南韩和马来西亚的研究，Galindo等(2002)对12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证明，金融自由化能促进资本流向具有较高边际预期收益的项目，改善资本配置。Wurgler(2000)对全世界65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那些金融深化的国家信贷资本配置效率较高。Porta等 (2000)对9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国有银行导致低效的资本配置。　　中国是银行国有化程度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迄今为止，对国有产权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影响问题尚没有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基于银行国有产权的现实，对银行国有产权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问题提供一个经验研究。本文以下结构安排是这样的：第三部分是方法与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寓意。　　三、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　　按照新古典的标准范式，当资本在不同用途之间的边际效率相等时，则实现了帕累托最佳配置。要度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的边际效率。目前，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种是在度量资本边际收益的基础上，利用比较静态方法研究某项政策对配置效率的影响，在对韩国的研究中，Cho(1988)以资本的使用成本度量资本预期边际收益，用自由化前后资本预期收益方差的变化来证明资本效率的存在性：如果方差变小，则表示自由化促进了边际收益的均等化，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第二种方法是Galindo等 (2002)的方法，他们独辟蹊径，设计了一个更为综合性的投资效率指数，即分别使用两个指标度量资本边际预期收益：如果使用C-D生产函数则用资本产出比率指标表示，另一个指标是每单位投资的营业利润(operating profits)。假设每个厂商收益份额是其投资份额的一个固定比率(假如一个厂商的收益是另一厂商的两倍，那么，其投资也是另一厂商的两倍)，这就能通过汇总方法计算出行业(或厂商)的总体资本边际收益。第三种方法是以技术效率表示资本效率。第四种方法是Chaff等 (2003)和IMF专家Abiad等(2004)提出的，他们在研究新兴市场经济金融自由化政策效果时，以厂商的托宾Q表示资本边际效率，如托宾Q离差变小，表明资本自由化促进了资本向高预期收益率项目的移动，资本配置因此获得改善。　　上述方法的共同点是：先选取某个指标表示资本边际效率，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考察某些具体政策(如资本项目的开放等)在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上述方法受生产函数形式影响，而实际中难以精确度量厂商的资本预期效率，更难以度量某个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资本边际效率。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Wurgler教授研究了一种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赢利能力的敏感性(即投资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Wurgler，2000)，即：　　　　公式(1)中，I、V分别为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工业增加值，i和t分别为行业和时间，α、εs分别表示常数项和扰动项，η就是度量资本配置效率的系数，它表明了资本增长率对于产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敏感性。如果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