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股改时代的股权激励问题分析(1)(2)
2016-01-19 01:05
导读：根据最新资料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已基体完成，实现了上市公司股东股份的全流通，解决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而股权激励则进
根据最新资料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已基体完成，实现了上市公司股东股份的全流通，解决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而股权激励则进一步促进了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问题。因此，股权激励的实施，通过产权纽带提高了经营者对公司利益的关切度，提高了其工作的努力程度，有助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提高。
1.2 文献回顾
美国股权激励计划之父凯桑在1958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宣言》中提出，生产要素只有资本与劳动两种，为达到经济的公平，应建立一种使劳动者兼得劳动和收入，以减少管理与劳动的冲突、抑制工资上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制度，即“雇员受益计划”：动员建立借贷机制，支持雇员从即将退休的雇员手中买下企业资产成为新企业的员工兼股东，促成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结合①。
纵观西方学者的研究，以赞同管理层持股影响企业业绩的居多，有的认为管理层持股与业绩呈线性关系，业绩会随着管理层持股的增加而上升。如Mehran（1995）发现了企业总经理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的认为二者呈分段线性关系，如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他们利用1980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当董事会所有权在0%～5%范围内上升时，托宾的Q值随之上升；在5%～25%区间内，托宾的Q值随董事会所有权的上升而下降；在大于25%～的区间内，托宾的Q值随董事会所有权的上升而上升。Mc-Connell和Servaes（1990）利用1976年和1986年的数据证明了Morck，Shleifer和Vishny的观点，发现托宾Q值与管理层持有股权之间呈曲线关系。Hermalin和Weisbach（1991）以及Griffith（1999）也发现CEO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业绩不是呈单调线性关系，支持了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的观点。Barnhart和Rosenstein（1998）建立了董事会构成，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业绩的联立方程，并运用敏感性分析考察了联立方程估计的显著性，发现了一些支持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及Mc-Connell和Servaes（1990）的实证结果。①这一计划促成政府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立法，并在全美推行。其要点在于：政府雇员买下资本家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成为股东，在不损害企业主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雇员的工资收入和作为股东的资本收益。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周健波和孙菊生（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同时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与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并且对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李增泉（2000）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较低的持股比例不会对董事长和总经理产生激励作用，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模型构建上，他们大都使用单一线性方程，在管理层的范围选择基本都包括了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和监事会成员。
1.3进行股权激励的必要性
1．3．1 股权激励的论证基础----委托代理理论
现代企业是以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彼此分离为特征的，所有者委托经理人从事经营与管理决策，所有者为委托人，经理人为代理人，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是由米契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H Meck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提出的②
而委托代理关系又带来“内部控制”问题，所谓“内部人控制”即指作为代理人的企业高层经营人员在受托组织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权力主体（委托人）的控制，而实际拥有了整个企业经营的运作权力。“内部人控制”的反面效应就是代理人在实际操纵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了股东的权利。反面效应源于三点：一是委托者利益与代理者利益需求存在不一的问题。委托方是追求资本增值和收益最大化；代理人是追求物质，金钱，地位效用达到最大化，两者之间往往构成矛盾。形成了‘道德风险’；二是委托方与代理方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在过程中的努力程度是私人信息，它往往随委托人所付的代理成本变化而变化；三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与代理人努力极度不透明是相生相伴的。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才会造成代理人‘‘是否尽心尽力’’难以捉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