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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利益集团因素(1)

2017-02-23 01:03 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需要经历一个时间段，这就是诺斯等人所称的制度变迁的时滞(戴维 斯和诺斯，1971)。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一部分，其与经 济体制其他组成部分相比的超长时滞，已经影响到了经济转型的整体绩效。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戈德史密 斯(1969)和麦金农(1973)等人采用实证方法，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紧密联 系。肖(1973)从分析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King和Levine(1993a,b,c)分析了80个国家1960—198 9年的经济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和金融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性。同时发现证据证明金 融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示器。Levine(1997)从金融体系降低交易费用 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谈儒勇(2000)、武剑(200 0)、韩廷春(2002)、周立(2003)等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 关系。
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是中国的 金融制度却与西方国家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市场化金融制度有很大不同。“二重结构” 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至今仍然是中国正式金融制度的两 大基本特征(张杰1998)。中国金融制度的所有制歧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劳动力、技术 等要素和消费品交换领域的正式制度，不仅限制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影响了整体经济 绩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正式金融规模的扩大(Allen,Qian和Qian,2000)。脱 离了国家监管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尽管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但其完全自 由的市场化运作，也增加了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钟伟、巴曙松等，2004)。
张杰(1998)、林波(2000)在诺斯(1981)的国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金融制 度变迁中的国家模型与效用函数，他们都将能否实现国家效用最大化作为中国金融制度 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转轨时期，即得利益集团与新生力量之间对市场规则制定权 的竞争，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决策(比如近期国家对某些过热行业违规民营企业的查处 ，以及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国家决策正在受到利益集 团的影响)。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决策行为，使之能更好地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 系。因此，在现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利益集团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金融制度 的变迁进程，以及为加速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提出对策。 一、中国经济民营化与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 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近年来最大的亮点。但是，由于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使得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极 不协调。由此派生出了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正式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资源浪费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1)已经使用赣州地区的经验性数据，分析了金 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给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进一步采 用全国的数据对此进行全面分析。 (一)中国经济民营化与正式金融体系的所有制歧视
1.中国经济的民营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放宽非国有经济可进入领域，鼓励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 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3年我国非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达到21637亿元，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的52.7%。如果加上第一、第三产业中的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则 非国有经济比重将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量。图一列出了1985 —2002年间，非国有经济在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地位和比重。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说明：非国有经济包括除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以外的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三 资企业”及其他经济。由于统计口径调整，1999年以后工业总产值数字与以前不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