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与日元》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上](2)
2017-08-22 02:45
导读：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 1985；Krugman1991； Henning 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 1985；Krugman1991； Henning 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A国净流入B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6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没资效率(第3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3、5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7、8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 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70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呢?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50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远高于美国(第2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年日本出门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过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机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2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极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2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 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 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度苛刻的管理障碍，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说明，日本市场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虽然日本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护，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国供应商与占据天时地利的日本对手进行竞争。”(第266页)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的书《差异能否弥合？——关于美日经济冲突》(1993)中，c·费尔德·伯格斯顿(c．Fred Bergste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得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