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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货币危机起因应对

2017-09-20 05:05 在全球化，由于国民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相配套的经济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　　一、货币危机的主要诱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与全球化的加速，经济增长的停滞已不再是导致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的大量表明：定值过高的汇率、经常项目巨额赤字、出口下降和经济活动放缓等都是发生货币危机的先兆。就实际运行来看，货币危机通常由泡沫经济破灭、银行呆坏账增多、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债过于庞大、财政危机、动荡、对政府的不信任等引发。　　（一）汇率政策不当。众多经济学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结论：固定汇率制在国际资本大规模、快速流动的条件下是不可行的。固定汇率制名义上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常常发生在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曾经实施的固定汇率制，比如巴西、哥伦比亚、南韩、俄罗斯、泰国和土耳其等。然而，这些国家大多是由于危机的爆发而被迫放弃固定汇率，汇率的调整往往伴随着自信心的丧失、金融系统的恶化、经济增长的放慢以及政局的动荡。也有一些国家从固定汇率制成功转轨到浮动汇率制，如波兰、以色列、智利和新加坡等。　　（二）外汇储备不足。研究表明，发展家保持的理想外汇储备额是“足以抵付三个月进口”。由于汇率政策不当，长期锁定某一主要货币将导致本币币值高估，竞争力降低。货币危机发生前夕，往往出现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减少，甚至出现巨额逆差。当国外投资者意识到投资国“资不抵债”（外汇储备不足以偿还所欠外债）时，清偿危机会随之出现。在其它众多不稳定因素诱导下，极易引发撤资行为，从而导致货币危机。拉美等地发生的货币危机主要是由于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外汇储备减少而无法偿还对外债务造成的。如阿根廷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1年底为54％，受阿比索贬值的，2002年年底已上升到 123％。2003年阿根廷需要偿还债务本息达296.14亿美元，相当于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2.9倍。　　（三）银行系统脆弱。在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东欧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可靠先兆是银行危机，银行业的弱点不是引起便是加剧货币危机的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银行收入过分集中于债款收益，但又缺乏对风险的预测能力。资本不足而又没有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向国外大肆借取贷款，再贷给国内成的项目，由于币种不相配（银行借的往往是美元，贷出去的通常是本币）和期限不相配（银行借的通常是短期资金，贷出的往往是历时数年的建设项目），因此累积的呆坏帐越来越多。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10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信贷市场的年增长率均在20％—30％之间，远远超过了工商业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储蓄的增长，从而迫使许多银行向国外举债。由此形成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银行系统也就越发脆弱。　　（四）金融市场开放过快。许多研究材料表明：一些拉美、东亚、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过快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过早取消对资本的控制，是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场开放会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入，在固定汇率制下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极易扭曲国内经济；而当国际或国内经济出现风吹草动时，则会在短期内引起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货币急剧贬值，由此不可避免地爆发货币危机。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捷克本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1992年底，捷克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物价稳定，财政盈余，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然而，为加入经合组织，捷克加快了资本项目开放步伐。1995年10月生效的新《外汇法》规定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和在资本项目下的部分可兑换，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义务。由于银行体系脆弱和有效监管缺乏， 1997年底大量短期外资外流，最终引爆了货币与金融危机。据统计，在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匆匆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已有3／5发生过金融危机，墨西哥、泰国都是比较经典的例子。　　（五）外债负担沉重。泰国、阿根廷以及俄罗斯的货币危机，就与所欠外债规模巨大且结构不合理紧密相关。如俄罗斯从1991年一1997年起共吸入外资237.5亿美元，但在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30％左右，短期资本投资约70％。由于俄金融市场的建构和发展一直是以债市为中心，债市的主体又是自1993年后由财政部发行的期限在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80％是3个月—4个月），这种投资的短期性和高度的对外开放性，使俄债市的稳定性弱，因而每每成为市场动荡的起源。在危机爆发的1997年10月，外资已掌握了股市交易的60％—70％，国债交易的 30％—40％。1998年7月中旬以后，最终使俄财政部发布“8.17联合声明”，宣布“停止1999年底前到期国债的交易和偿付”，债市的实际崩溃，迅即掀起股市的抛售狂潮，从债市、股市撤离的资金纷纷涌向汇市，造成外汇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直接引发卢布危机。　　（六）财政赤字严重。在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财政赤字问题，赤字越庞大，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财政危机直接引发债市崩溃，进而导致货币危机。　　（七）政府信任危机。民众及投资者对政府的信任是金融稳定的前提，同时赢得民众及投资者的支持，是政府有效防范、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墨西哥比索危机很大一部分归咎于其政治上的脆弱性，1994年总统候选人被暗杀和恰帕斯州的动乱，使墨经济处于动荡之中。新政府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上的犹豫不决，使外国投资者认为墨西哥可能不会认真对待其政府开支与国际收支问题，这样信任危机引起金融危机；加剧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腐败，“裙带资本主义”不断滋生“内部交易”长此以往，造成外国投资者和民众对政府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1998年5月一6月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也是国内“信任危机”。　　（八）经济基础薄弱。强大的制造业、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防止金融动荡的坚实基础。产业结构的严重缺陷是造成许多国家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如阿根廷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农牧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60％，而制造业出口只占10％左右。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低及一些国家增加对阿根廷农产品壁垒之后，阿根廷丧失了竞争优势，出口受挫。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夕，泰国、印尼等国产业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大陆与东欧转型国家的竞争下，逐渐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出口不断下降，外汇收入持续减少。俄罗斯危机也是因为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经济复苏与出口创汇过多依赖石油生产与外销，国际油价下跌，外汇收入减少，还债能力被大大削弱。　　（九）危机跨国传播。由于贸易自由化、区域一体化，特别是资本跨国流动的便利化，一国发生货币风潮极易引起临近国家的金融市场发生动荡，这在新兴市场尤为明显。泰国之于东亚，俄罗斯之于东欧，墨西哥、巴西之于拉美等反复印证了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危机通常只在一个新兴市场出现，但是惊惶而失去理智的投资者往往将资金从所有新兴市场撤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投资者担心其它投资者会抛售证券，如果不捷足先登必将最终殃及自己，因此投资者作出抛售决定是理智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在一国资产（如俄罗斯债券）上出现亏空，他们会通过在其它新兴市场出售类似的资产（比如说巴西债券）弥补整个资产的亏损。这对于单个投资者来说是完全正常的。然而，从整体上看，众多投资者撤资会造成了一种不理智的结果，势必将相关国家置于金融危机的险境。　　（十）基金组织政策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存在造成或者至少是加剧了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依据与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向要求遭受危机、等待救援的国家硬性推出“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三大政策建议。原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等，猛烈抨击：IMF的“华盛顿共识”，认为IMF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多，该组织迫使受危机打击的国家提高利率，从而加深了衰退，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由此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一个“各国政府被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决定压倒”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IMF更深刻的批评涉及到IMF的救援行动会引起道德风险，即对陷入危机国家的救助，会引起投资者和一些国家不理智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在遇到麻烦时总会得到国际救助。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先后肆虐于西欧 （1992年—1993年）、墨西哥（1994年—1995年）、东亚（1997年—1998年）、俄罗斯（1998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1年—2002年）等国家或地区。大多数遭受危机侵袭的国家几乎走过了同样的道路，最后尝到了同样的苦果。这一历程可概括为：固定汇率一快速增长一币值高估一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持续恶化一货币贬值、金融危机、经济直至社会危机一全面衰退一被迫作休克性调整，最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十分痛苦漫长的恢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