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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2)

2017-09-26 06:53
导读:通过分析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的两种非合作均衡可以发现,其均衡点N和S都不在契约线B2上。所以都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

  通过分析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的两种非合作均衡可以发现,其均衡点N和S都不在契约线B2上。所以都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如果两国公开信息,经过充分协调,采取比非合作均衡更能改善处境的政策组合,使得经济处于有效的契约线B2上,双方达到合作均衡。在双方达到合作均衡时,任何单方的毁约行为都将招致另一方的严厉报复而使双方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失。与非合作相比,通过政策协调,博弈双方的福利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因为,在契约线B2上双方都处在比非合作均衡点N和S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
  至此,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解,即合作解、纳什均衡解和斯塔克尔伯均衡解。对这三种解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进行任何协调的非合作解(纳什均衡解)效率最低,斯塔克尔伯博弈通过承诺规则来协调两国货币政策,虽然两国的结果都好于缺乏协调时的纳什均衡,但两国得到的好处并不相同。领头国的好处可能多于也可能少于尾随国,即存在“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的问题,所以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有时两国会争做领头国,有时两国又都不愿意出头做领头国。效率最高的还是合作解。这说明协调产生的合作均衡有利于双方福利的提高,不过协调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即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多少)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即假使国家1和国家2双方通过协调而位于契约线B2上,那么均衡点在B2的确切位置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而且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在长期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这就是哈马达模型要证明的观点: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 大学排名
  (二)罗格夫模型
  罗格夫的研究是在基德兰德和普里斯科特(1977)等人关于“政策时间不一致”理论、以及巴罗和戈登(1983,1986)等人关于货币政策可信度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为便于理解,在介绍罗格夫模型之前有必要对这两个理论作一概述。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im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中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初始制定的在未来某一时期的最优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到执行时已不再是最优的,两者存在不一致性。假设政府宣布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t执行政策x,私人部门也根据政府宣布的政策形成预期。第t时期到了的时候,具有自身目标函数的理性政府发现,根据私人部门已形成的预期,再执行原来的政策已经不是最优而是次优的了。此时,在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可能就会放弃执行政策x,而是转而执行政策y。此时,最优政策就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对于一个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政府而言,尤其做出决策后,如果再给其重新选择和调整政策的机会,政府就会根据该时期给定的约束条件,重新选择最优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同样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央银行虽然预先公布了保持货币秩序的最优货币政策,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利用公众已形成的低通货膨胀预期去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以获取实施意外通货膨胀的利益。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货币政策可信度的降低,公众的理性选择就是重新确定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使中央银行的决策环境恶化,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偏差。   巴罗和戈登(Barrow and Gordon, 1983)在他们的经典论文《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规则、相机抉择和声誉》中通过“巴罗—戈登模型”对货币政策领域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该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博弈的战略参与者为货币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和公众部门(prevents agents),并且博弈双方信息是对称的,互相了解对方的偏好和战略集合。博弈双方的决策时序为:首先政策制定者先公布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率),随后公众部门根据所拥有的信息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并据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确定名义工资等,最后是政策制定者执行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政策当局在第三阶段执行政策时可以在“欺骗”和“守信”两种策略中选择行动。根据“政策时间不一致” 理论,在公众部门形成预期后,货币当局通常会利用菲利普话斯曲线选择具有“欺骗”倾向(chisel prone)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提高产出。但是,具有理性的公众也不会善罢干休,当他们看出政府的猫腻后,会在今后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根据新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工资。结果,货币当局行动的结果是社会福利受到损失。反之,如果政府选择“守信”策略,执行最初公布的货币政策,则公众会认为政府是有信誉的,从而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可见,这个三阶段博弈的解,取决于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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