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3)
2017-09-26 06:53
导读：巴罗—戈登模型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存在的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那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如何呢？罗格夫建立了一个理性预期
巴罗—戈登模型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存在的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那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如何呢？罗格夫建立了一个理性预期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
在一些基本假设下，该模型的大致框架为：
1．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该模型以二次损失函数来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即以实际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与社会最优（期望）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偏离程度的平方和代表总的社会福利损失。各国中央银行的社会福利目标就是使社会损失函数最小。
具体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如果两国有货币合作,均衡的社会损失函数同样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与没有货币政策合作的解不同的是,货币政策合作会带来更高的通胀P。
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旦工人基本工资w确定（由此确定了基准就业量n），政府就希望通过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即制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国内失业，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社会的最优就业量n。但在一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情况下，本国央行单边增发货币会导致实际汇率q=e p*-p的贬值。根据公式（3），这将直接引起本国CPI即p上涨；同时，根据公式（2），由于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名义工资也会随之上涨，就业量可能不增反减。这些都将使央行的社会损失函数zt值上升。所以，本国央行缺乏采取这种单边行动的动因。但是，如果存在着两国货币合作，两国政府通过政策协调同时增加货币供给，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就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没有实际汇率的贬值，以上那些对央行社会损失函数zt的负面影响就会大大减少，这时本国央行就不再会有上述的那种顾虑，而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在理性预期模型里，工人能正确预见到两国央行可能采取联合的货币扩张行动，从而会提高通货膨胀预期。这样，工人一开始谈判时就会要求提高他们的基本名义工资w来保证其实际工资不变。这使得央行的行动最终只提高了通胀率，即P更高，但没有改善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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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见，两国货币政策合作之所以可能出现相反的作用，还是因为中央银行的政策可信度问题。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中央银行信誉产生的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剧了。而能否克服这个问题并保持模型中的最优政策，关键取决于行为人发现了不遵守承诺现象之后做出怎样的反应。
在封闭经济中，如果当局实现了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也就保证了可信度；不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公众的惩罚，他们的办法就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博弈期间改变他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当局必须将背弃政策承诺的诱惑与下一期受到惩罚的贴现成本进行比较，从中作出取舍。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这种信誉问题不仅体现在中央银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中而且也体现在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中。因为参与协调的一方也可能背弃以往协调政策的承诺。但同样，背弃政策承诺可能会遭到对手国在未来各期惩罚性报复。如果没有任何具有法律约束性制度协定的话，信誉就是促使一国履行对另一国所做承诺的唯一因素。乌蒂兹和萨克斯（Oudiz and Sachs,1985）就指出，当局必须在背弃以往承诺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手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平衡比较。由此看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策制定者背弃以往的政策承诺将面临一对相互伴生的威胁：对手国的不合作和私人部门的报复。柯里和列文（Currie and levine,1989）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两种形式的威胁都有助于保持最优政策动态一致，特别是在惩罚期间比较长的情况下。但是，显然，仅仅靠“巴罗——戈登式的威胁”并不具有稳定性。为了解决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实行规则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如罗格夫建议通过立法确定货币增长规则，对这一规则的偏离只能是应对未知外部冲击，而不是实现改善就业的临时性目标（即增加央行独立性）。这样，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工人在谈判最初的名义基本工资W时就不会害怕央行今后突然提升货币供应来增加就业。这就避免了均衡的基本工资从而物价全面高于货币政策不合作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