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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3)

2017-10-25 03:14
　　某个公司信息披露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基于年报的自愿披露水平测量表”是参照Botosan指数的测量表和Chau－ Gray指数的测量表设计而成的，上述两个测量表均通过了有效性检验，所以本文的测量表是具备有效性的。此外，我们邀请两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照测量表分别对305个样本公司的2004年报进行打分，当出现双方打分不一致的情况时，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讨论后重新打分，直至双方打分一致，所以，测量表的测量结果是可以信赖的。
　　4.3 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被解释变量为信息披露指数（自愿性披露水平），解释变量有独立董事人数、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执行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控制变量有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银行借款水平、扣除项后每股收益。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5 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国有上市公司的平均自愿性披露水平并不高，只有20.87%，国有上市公司的规模均比较大，而且标准差很低，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和执行董事平均在2至3人之间， 董事会规模平均为10人左右，独立董事平均在3至4人之间，尚未达到董事会平均规模的50％。
　　
　　5.2 多元线性回归
　　我们以信息披露指数为因变量进行了4次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样本数为305个，得到4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3：
　　在模型1中，参加回归的解释变量只有独立董事人数、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执行董事人数，模型2中加入了董事会规模，此后，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后得到模型3，在模型4中，增加控制了股权集中度、银行借款水平、扣除项后的每股收益。独立董事人数、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在4个模型中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但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的回归符号与预测的相反。而执行董事人数在控制董事会规模后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见模型2），但同时控制董事会规模与公司规模后并不显著（见模型3），在模型4中，我们增加了控制变量后，执行董事人数又变成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与预测的一致。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符号与预测的一致，但在模型中均不显著。在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银行借款水平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和收益情况则对自愿性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4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均低于3，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和假设3，即独立董事人数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地正相关，执行董事人数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地正相关，但不支持假设2和假设4。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2相反，而董事会规模与自愿性披露水平负相关，但并不显著。
　　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与自愿性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我们分析原因主要在于：（1）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例如国资委或各级财政局等），国有上市公司领导者的选聘与升迁体系取决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造成国有上市公司领导者不以最大化企业价值为目标，而以满足上级行政机关的各项任务为目标，期望作个“太平官”。所以，国有上市公司一方面希望尽量避免因隐瞒信息而违规受到处罚，另一方面也要求尽量降低披露水平以避免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成本，这种矛盾心态表现为第一大股东所派董事人数与自愿披露水平正相关，但同时回归系数很低，只有0.003，另外，前文已有分析，国有上市公司的披露水平整体偏低。（2）我国股市的诞生与国有企业改革息息相关，承担着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重大使命，以满足国有企业融资需求的方式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所以，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国有上市公司有动力提高自愿性披露水平。公司规模显著地正向影响自愿披露水平，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融资需求越大，越需要加强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沟通，以降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水平与自愿披露水平显著地负相关，原因在于银行可以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获得公司的信息，所以负债越多的国有公司，自愿披露水平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