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市场热点问题的理论思考(2)
2017-11-29 03:16
导读：二、关于中国股市泡沫的理性思考 对当前中国股票市场泡沫的观点之争。概括起来无外乎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过度泡沫论”，这一观点认为
二、关于中国股市泡沫的理性思考 对当前中国股票市场泡沫的观点之争。概括起来无外乎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过度泡沫论”，这一观点认为，证券市场不可能脱离市场经济的规律，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最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内在的价值，而不是其它；另一种是“适度泡沫论”，这种观点则认为，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发展型市场，不能用常规的市盈率观点来衡量，应该先“发展”，让股价涨上去，然后再进行规范。吴敬琏教授所持的是前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投机成分较重，股票市场上的违规、违法活动盛行，投资者得不到回报，股票市场变成了投机的天堂，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司空见惯，很不规范，同时强调要抑制泡沫，如果从市盈率来分析，有两条路可以抑制泡沫：一个是让虚增的价格平稳下来；另一个就是提高回报。后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年来股票市场监管比较得力，市场繁荣，投机成分存在但没有过度，要辩证看待股票的市盈率，当前市盈率虽然不低，但还算正常，不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对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一问题，应该具备一定的耐心，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尽管两种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一点是二者都认同的，即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泡沫。只不过对于这种泡沫究竟是“过度”还是“适度”有不同见解，深入分析便可知，焦点实际上集中在对股票市场泡沫的判别依据上，亦即是否应拿市盈率的高低来判断股票市场泡沫程度。 1、从市盈率看股票市场泡沫 从1996年至1997年那轮大行情开始，市盈率的概念就已为投资者所熟知。当时不仅有低市盈率的绩优股四川长虹等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万倍市盈率的股票一度成为市场热门话题。从深沪两市情况来看，大盘市盈率大都定位在20倍左右至50倍左右的这个区间。但在2001年6月底以前，大盘的市盈率早已冲破这个箱体，创出了60多倍的新高。 不可否认，高市盈率意味着投资价值的降低。横向来看目前高市盈率之居全球前列，据资料显示，世界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不足20倍，新兴市场市盈率稍高，平均30倍左右，成熟市场平均市盈率则在20倍以下，以美国而言，10年大牛市从3000点开始起步时，道琼斯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是14倍，目前道琼斯指数在上涨266％后徘徊在11000点附近，平均市盈率仅为22倍，长期保持低市盈率是大牛市的基本支撑。纵向来看，我国股市市盈率无疑处于历史性高位，平均市盈率已从原先的30倍上升到60倍左右，涨幅甚至超过了大盘。 美国股票市场能在大涨之后依然能保持相对较低的市盈率，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同期盈利增长260％。而沪市市场2000年中期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075元，同比增长5.9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16％，同比增长2.72％，虽然这两个重要指标都获得了一定增长，但与大盘的涨幅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业绩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股指指数的增长速度。加之我国股票市场的退出机制极不完善，一些上千倍市盈率、财务状况极度恶化、理应被市场淘汰的上市公司仍然在股票市场苟延残喘，更加剧了市盈率的高居不下。 2、理性看待股市泡沫的市盈率 我国1年期的存款利率为2.25％，在去年底又开征了利息税，若考虑物价因素，实际利率为3％左右，依此推出市盈率大致为45倍左右。而在刚刚启动之时，利率上调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从国际惯例看，对于一个正处于快速中的新兴市场来说，理论市盈率为市场平均市盈率的35％－70％时正常水平。因此，从利率的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市盈率水平（近50倍）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且，判断一个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不能脱离特定环境的背景。就我国目前而言，高估的市盈率的形成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某些合理性，如作为新兴市场，上市公司的数量规模还不够大，大部分股票退出流通领域，只有三分之一流通筹码，加之投资渠道狭窄，而游资又过多，这样，较多的资金追逐相对有限的股票，市盈率当然偏高。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市盈率的高估，并不意味着股票市场泡沫和风险已高到必须暴跌甚至崩盘来调整的地步。 3、股市泡沫适度存在有其合理性 与各国证券市场以及整个体系管理体制相比，我国股票市场所处的宏观政策背景有两个根本的不同：首先，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从而为中国的证券市场设置了一道十分有效的防火墙，杜绝了外在力量捅破泡沫可能性的存在；其次，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进入证券市场，不仅有效抑制了泡沫无限膨胀倾向与膨胀速度，而且也切断了股票市场泡沫向外传导的主要通道，将可能存在的泡沫严格限定在可控制的、有限的范围内。通过阻断泡沫传递的最主要、效能最大的通道，在此前提下实行适当泡沫政策，从而大大增强了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并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即利用证券市场，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利用社会公众手中的流动资金盘活国有存量资产；激活几年来一直持续不振的、以投资为主体的民间投资，进而有效启动宏观经济；在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降低的前提下，减轻因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给中央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即用放大的企业融资（还包括印花税等税收）来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