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茅于轼们的贡献和局限

     昨日，茅于轼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在自身言论受到很大非议，甚至遭遇很多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茅先生的行文仍是温和而恳切的，这令晚辈真心地钦佩。一个拥有话语权的老人，能够以博客的方式发言，并且发言后不关闭留言板，不删改留言，在受到这么多语言攻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温和而恳切的态度，这是能很多人所不能，这一点就值得晚辈学习。

     本人一贯反对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这是真理越辩越明的前提。我很欣赏一句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力”。我更激赏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在一个立体开放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说话的权力，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说话的权力，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为自己的利益说话的权力。网络时代为每一个人释放这种权力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人们应当尊重自己的这个权力，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可以指出对方逻辑的错误，可以指明对方的利益立场，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在学术和舆论讨论和辩论中，我反对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同时更反对打着为了社会公众旗号，为国家和人民的旗号，实则图谋某集团或者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因为这就像挂着羊头卖狗肉，则就构成了“虚伪”，或者是舆论欺诈。

     《道德经》一语中的——“智慧出，有大伪”。虚伪一旦出现，真理必定难以越辩越明，虚伪必定导致视听混淆，甚至情绪对立激变为社会冲突。过去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的辩论，往往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争出的结果是——“不争论”。往往不明不白地各走各路，分道扬镳，分歧实际上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其中有大众的语言暴力和精英的虚伪欺诈的双重原因。

     精英往往会有两个误区，一种是主观上自觉的真虚伪，即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为谁服务，要获得什么既得利益，甚至是要从别人口袋里夺取合法合理利益，自己很清楚不能直说，一说了就真相大白了，被侵害者就会反对，自然就实现不了了，于是就打着社会公众的旗号，国家民族的旗号，说了一大通所谓非常专业的词语，这些词语往往是社会大众听不懂的，甚至是没听过的，然后就堂而皇之地去游说政策，达成政策目标实现暴利。对于这种真虚伪，大众一开始是不太明白的，如果有所怀疑，也必然被一句“阴谋论”的软刀子割了舌头，或扣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但久而久之，吃的亏多了，大众就有了越来越强的直觉，但是常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愤怒，难免将这种愤怒转化为语言暴力。换言之，大众即使有语言暴力，其源头常常是某些自私精英的虚伪。

     基本可以判断的是，茅先生该不是这种人。因为有三个理由：1，茅先生公开了粮食项目的赞助者是福特基金会，如果他是有意为之，就会千方百计地掩饰了；2，茅先生是用了大众都懂的通俗语言，尊重了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包括不删留言板也是比较坦荡的行为；3，茅先生如此年龄，也确实没有必要曲折地说话，说违心的话，他自然要说他认为的真知。

     在茅先生的价值观中，他强调市场，制度，富人资本的作用。这些观点，我都是不同程度地赞同。应当承认，当今中国市场的作用尚有待于更充分地发挥，制度建设也应当更加公正、透明、统一、规范，包括一些富人在内的社会积极创造财富的善富力量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和鼓励。我们有待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透明高效”有机结合的制度结构，能够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种人群各归其位，各司其责，互相制衡，有效合作和理性共赢。当下中国面临错中复杂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划分“有限责任政府”、“透明高效市场”和“公正和谐社会”的边界，换言之，是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责任、高效和公正”的关系，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由“全能管制性”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

     问题是，茅先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过分推崇了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了。在这个方向上，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1，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高级形态，中国要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2，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完美形态，中国要拷贝美国式的政治制度；3，西方的文明方式是中国的未来方向，中国要拷贝美国的社会生态。如此一来，就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了。

     对于这三个观点我都不能同意。

     1，完全计划管制是错误的，而完全放纵自由市场也是错误的，其结果甚至是反市场的。就像眼前发生在美国的那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是最接近于“自由”（当然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美国是允许工会集体谈判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高于中国很多——这些都不是自由市场范畴，但茅先生是很少提及的）,金融部分的自由程度高于实体经济；而在金融中衍生品是最自由的，最少监管的。结果呢？恰恰是最自由的衍生品崩溃了，如果按照自由市场原则，美国应该让这些制造衍生品灾难的金融机构倒闭，而不应该国有化，这是典型的借债不用还钱，是反市场的；美国不应该取消金融股的做空机制，这是反市场的；美国不应该让美元零利率——让借钱者不用支付借钱利息，这更是极端反市场的。这些都打破了市场经济的最底线——契约精神。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自由市场失灵的典型情况呢？根子在于对经济行为自由的过度放纵，当人人追求投入产出最大化的时候，人人都试图用最短的劳动时间，最少的真实财富创造，而获得最大的资本收益，最高的暴利的时候，那些最聪明和最善于投机的人一定会合伙制造出泡沫去换别人的真实财富，实现变相掠夺。第一个泡沫破灭了，再吹个更大的泡沫卖出去；再破灭，再吹个特大的泡沫卖出去，现在这个最大的泡沫——高达518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了，也再没人相信那些吹泡沫的华尔街金领们了，所谓市场的自由走到了极致，最后成为毁灭市场和反市场的力量。

     2，所谓中国照抄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也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国情的原因。本质而言，美国式的人人手中一张票、三权分立，两党轮流执政的大“民主”。只是徒有民主之表，著有《西方的没落》一书思想家斯宾格勒在80年前就指出：大民 主 选 举中，公众的情绪和投票结果是掌握在媒体手中的，而媒体是掌握在资本手中的。当金钱控制了媒体，大众选举的结果难免按照金钱的意志产生。一言以蔽之，再多的外在民主制衡形式都不是金钱的对手，金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统治力量。当金钱俘获精英统治世界后，败德和纵欲将层出不穷，政治家们越来越成为橡皮图章，西方式民主最终将走到它们的反面，人民将成为民主下的新奴隶。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制衡金钱的力量的，只有社会精英对自身灵魂高贵的追求，也是对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的真诚追求。一个社会的最后的斗争是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自私精英与追求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的社会精英的较量。中国共 产 党的执政纲领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追求——为人民服务，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章与党纲构成了这个世界对金钱侵蚀的最坚固也是最后的防浪堤。也恰恰如此，金钱力量才千方百计地对执政党进行侵蚀，试图将其腐蚀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使其变成金钱摆布下的一个普通政党。

     正因如此，社会大众不能受到金钱势力的蒙蔽，而是要和党内正义的力量一道，和那些被金钱腐蚀和俘虏的人进行斗争。同时党也应当不断扩大党内外民主，监督和推动政府建立更加公开、公正、合理、透明、统一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得党内和社会上的正义力量一道，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制度建设，致力于对金钱侵蚀力量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监督。

     3，盲目推崇西方文明模式也是错误的。尽管西方过去一个世纪，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如果从人的高贵情操和灵魂自由的角度，这是人类全所未有的黑暗时期。资本主义教父韦伯式“清教徒”的最后面纱早已被撕毁，在尼采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存在主义者萨特承认：“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它很容易推导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无望了，为什么我们不在征服享乐中体验当下的快感，满足此刻的欲望呢？精英们从此毫无顾忌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由此，当精英向动物性一面的堕落难以阻挡，败德纵欲及时行乐以美国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范，向全球泛滥成灾。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匮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实际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见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西方文明把最重要的一种东西丢失了，或者说是一直没有找到，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社会公正。这是西方目前发生的一系列危机的最本源的问题，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转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将进行全面阐述，在此不再更多阐述了。

     什么是公正？在东方，早在2600年前，孔子一句话就解决了：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用现代语言就是不搞双重标准。世界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金融危机和越来越麻烦的文明冲突，根本而言，是大国对自己和它国搞双重标准，有钱有势者对自己和他人搞双重标准。自己创造的真实财富越来越少，而自己贪图和剥夺众人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越来越贫富分化，当弱势国和弱势人群拒绝再买单的时候，西方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系列演变就在所难免。

     此时此刻，中国人完全有权力挺直腰杆做人，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服苦役；中国完全应该建立真正的大国自信，而不是做附庸国。绝不应该跟着西方去走它们已经被证明进入了“囚徒困境”的道路。不应该再什么都拿西方标准自我衡量，自我矮化；不应该再什么都要美国人夸奖而沾沾自喜。而是要找到我们自己要走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透明高效”有机结合；这个道路是执政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坚定与党内外更广泛民主参与监督的有机结合；这个道路是中华传统文明精华——儒家人与人的和谐，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人的心灵与肉体的和谐与现代公民的独立、自主和自强精神的有机结合；这个道路是中华核心价值观“吾道一以贯之”绝非双重标准和西方程序公开、透明、规范的有效结合。一句话是东西方文明精华互为融合，共同升级的道路，而绝不是东方封建奴化和西方金钱贪婪的结合，后者即权贵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正是为了开辟这个新道路而吸取营养，正是为了人类的这次新文明的升级而创造条件，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像茅于轼先生这样的人曾经起到过传播西方知识的积极作用，称他们曾经做出过历史的贡献也不为过。但是，茅先生们的局限是，他们成为了西方标准的信徒，而要把西方标准化进行到底，即使老师们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所幸的是，社会公众已经觉醒，社会舆论监督已经形成，少数深受西化影响的精英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时代环境已经不在了。

     当然，未来的路改怎么走，更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社会公正，使之成为主流，则中国将再开端一段伟大的历史，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私暴利，那么我们的未来前途并不乐观。

     历史的投票随时进行，用的不是纸，而是每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和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我们价值观和行为的总和将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没有侥幸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