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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杜甫在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

2013-05-26 01:12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后徙居襄阳，因曾祖官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今河南)。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杜甫出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因此，他可以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同龄人。杜甫不是贵族。但也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条件，也就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他生活道路曲折多变，仕途也历尽坎坷。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政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车，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图》、《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图》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图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独立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动乱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政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