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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操形象文(2)

2013-06-09 01:07
导读:让我们再以郭沫若自己的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

  让我们再以郭沫若自己的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放毒杀人的凶手。这既缺乏充足的史实根据,更不符合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特别是张仪,连郭沫若本人也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大声疾呼为张仪、宋玉、郑詹尹“翻案”呢?在郭沫若的另一历史剧《高渐离》中,秦始皇被写成暴君。秦始皇的残暴确是事实,但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对我国封建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是功大于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剧本《高渐离》而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见,将文艺作品中的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
  对于曹操这样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着重选择他的某一个侧面来描写呢?李希凡同志说得好:“要使普通人民永远记住曹操的那一些有益于历史发展的时间短暂的措施,而又必须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残戮’、‘屠城’的血迹,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人民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选择了曹操的‘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侧面,也绝不违反历史真实。”
  
  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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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的共鸣。
  罗贯中顺应广大民众的,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以许劭的评价为基调,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这里所说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远见卓识、才智过人、具有强烈功业心的英雄,又具有极端自私、奸诈残忍的性格特征。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时,批判曹操的色彩有所增强,但并未改变曹操形象的基本面貌,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出场,就写得有声有色: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回。毛本第一回作:“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毛本,以方便读者。)
  当何进为了诛灭宦官,欲召各地军马进京时,曹操劝道:“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十常侍假传旨意宣何进入宫,何进欲行,曹操却提出:“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人。”何进不听,终于死于非命(第三回)。在这场斗争中,曹操的远见、谋略、胆识,不仅是昏庸无能的何进无法想象的,也是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的袁绍明显不及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慑于其淫威,惶恐无计,只能悄悄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
  搡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第四回)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接着,曹操向王允借了七宝刀,欲去刺杀董卓。本来,要杀董卓,一般刀剑即可,曹操却偏要借宝刀,说明他早已为行刺不成准备了退路,其心思之细密,又非常人可及。当机会来到,他拔出宝刀就要下手时,不料董卓看见拔刀动作,回身而问,吕布又已回到阁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曹操立即跪下,献上宝刀,把事情轻轻遮掩过去。随即又以试马为名,逃出洛阳,其随机应变的本领,确实令人惊叹。路经中牟时,他被守关军士捉住,与县令陈富有这样一番对话:
  县令……问曰:“我闻相国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祸?”操曰:“‘燕雀安知鸿鹄志哉!’汝既拿住我,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县令屏退左右,谓操曰:“汝休小觑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问图之,为国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县令曰:“孟德此行,将欲何往?”操曰:“吾将归乡里,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吾之愿也。”县令闻言,乃亲释其缚,扶之上坐,再拜曰: “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第四回)曹操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确有几分英雄气概,因而深深感动了陈宫,使之毅然放弃邀功请赏的机会,随曹操逃走。但在故人吕伯奢那里,曹操由于疑心病太重而杀死吕伯奢全家,并进而杀死出外为他打酒的吕伯奢本人;陈宫指责他“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他竟恬不知耻地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到了陈留,他发出矫诏,号召各地诸侯共讨董卓。当董卓部下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并且“暗使人赍牛酒抚慰(刘、关、张)三人。”(第五回)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立鸡群。董卓火烧洛阳,西迁长安,众诸侯按兵不动,惟独曹操率兵奋勇追赶,虽然遭到埋伏,险些丧命,却虽败犹荣。回到大寨,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众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随后便愤然离去,另作打算(第六回)。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其中,表现曹操英雄气概的“借刀刺董卓”、“矫诏号召诸侯”,表现曹操爱才惜才的“温酒斩华雄”,均属虚构(历史上并无曹操行刺董卓之事;曹操虽参与讨伐董卓,但并未矫诏号召诸侯,倒是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企望义兵,解国患难”;斩华雄者乃孙坚,而非关羽);而表现曹操极端利己主义嘴脸的“杀吕伯奢全家”,则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的几条史料写成。由此可见,罗贯中在曹操形象的塑造上基本上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并未故意“丑化”和“歪曲”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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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英雄风采,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官渡之战”中。在这一情节单元里,他深谋远虑,指挥若定,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首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战中,他坚韧顽强,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心。两军初次交锋,曹军大败,他毫不介意;相持数月,粮草不继,他咬紧牙关坚持。当胜负之势未明之时,他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紧张、忧虑,但他却一直不露声色,反而时时“大喜”,“欢笑”。联想到他在濮阳遭到火烧险些被俘(第十二回),在宛城遭到袭击几乎丧命(第十六回)时,那种败而不馁、殆而复振的气概,人们不能不惊异他罕见的顽强。这不服输、不丧气、不死不休的顽强精神,乃是他在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歼灭一个又一个对手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善于抓住时机,巧于用奇,敢于冒险,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当获得袁军运粮的情报时,他立即命徐晃、史涣前去袭击,使袁军几千辆粮车化为灰烬。夜袭乌巢,他亲率五千精兵前往;袁军眭元进、赵容所部从背后杀来,部下要求分兵拒之,他却大喝道:“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这奋不顾身的雄姿大大振奋了士气,片刻之间,既焚毁了袁军粮屯,又击灭了眭元进、赵睿,使奇袭获得完全成功。曹操的机警敏悟和不怕风险,使他常常能争取主动,战胜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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