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新探文(2)

    至此，内容从简单的“至宿于是”演绎到格调风雅的“月夜竟夕谈”，形式从诗的注解发展到词家掌故再到史籍记载，经过百余年时间，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终于层累形成。这种看似有根有据的“信史”为历代的各家文章、史料竞相袭用。在无锡，1918年之忍草庵石碑《无锡县政府告示》、1925年之忍草庵贯华阁刻石《重修贯华阁记》等均述此事。这些碑刻至今在惠山忍草庵（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还可看到。上世纪末最新出版的、权威性的《无锡市志》也对此史事照抄不误。

    其实，如果能扩大视野，认真读赵函、刘继增两位前人的上述记载，发现其错误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对清初词坛稍加涉猎，对陈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等名词家行止稍为熟悉的人都会知道，“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时，陈维崧已去世两年了，而严绳孙正在北京参与主持“北闱”乡试，他们此时根本不可能与顾贞观或纳兰性德在无锡忍草庵贯华阁有任何活动。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固然荒谬，但也只能说明赵函、刘继增两人治学态度有不够严谨之处，尚不能直接证明纳兰性德无锡史事也是错误的，要否定纳、顾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有过所谓的“去梯玩月”之事，还需要另外拿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前人、对认真负责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

               早在1930年代始就有史家对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

           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说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无锡此

           说却被确信无疑，一直流传至今。

    1930年，张任政先生的《纳兰性德年谱》发表。（3）该谱率先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按赵函序，谓容若扈从南来时，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此事不确”，理由是“是年荪友、梁汾俱在京师”，而陈维崧已卒于康熙二十一年。

    此后，张裕京等数家纳兰性德年谱并出，虽也都对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持否定态度，但所用资料都取自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显得论据简略，考证粗疏，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1935年无锡县政府所编的《无锡概览》中“贯华阁”条目下照旧称“清纳兰容若尝与顾梁汾月夜登最高层，摒从去梯，清谈竟夕”。（4）

    1964年，柴德庚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著文，再次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容若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廿三年九月，时严绳孙正服官京师，梁汾亦到京，容若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何能同宿贯华阁？至陈迦陵已卒于康熙廿一年。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岂不可怪？”（5）很明显，柴德庚的批驳说法更为直捷明白，然而他所用的范围仍没有超出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缺乏必要的新的论证，要彻底否定史事，尚有份量不足之嫌。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黄天骥先生“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著有力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出版，书中以附录形式刊有黄先生自己所编的纳兰性德年谱。该谱肯定史事：“在江南期间，纳兰性德曾和顾贞观相聚，写了《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一诗。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按，顾贞观《弹指词》在《大河东去》一词自注云：‘忆桑榆野（墅）在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6）在该书的其他部分，黄先生对史事还有进一步的发挥。（7）

    笔者注意到，与黄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饮水词》一书中只全文收录了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

    这一时期，史事在无锡还是风靡一时。无锡编印、出版的有关文献、著作、资料、文章都是“一边倒”，对史事沿用不疑，如列为的《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满族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随康熙南巡，与顾贞观夜登贯华阁作竟夕谈，成为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8）无锡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资料、刊物等也作如是说。

    这半个多世纪来，史事时正时反，扑朔迷离，已成为神秘的迷团。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证据

            “一诗一注解”，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后人将之作为“证据”，

            是未经严肃考证之举，造成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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