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新探文(4)

    张任政先生批驳赵函谬见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三年顾贞观在京师。这是正确的，但又说得不够全面，因为这年顾贞观确曾回无锡并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一点张先生未在《纳兰性德年谱》中提及。另外，顾贞观这年既在无锡停留过，那么他又是何时离锡赴京师的，在纳兰性德到锡之前还是之后？在这个决定纳、顾能否在无锡夜谈的关键问题上，张先生未作出说明。柴德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说是“九月”梁汾已到京，却未能够举证。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笔者又检读了顾贞观的全部诗文及大量相关史料，发现顾贞观本人曾记下自己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系列活动：“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余即先端文公山祠，构‘积书岩’于芙蓉亭遗址之侧，为堂三楹，累石疏泉，颇得幽居之乐。因忆山中故事，遂仿旧制作两炉，炉成，赋近体一章，邑人闻者，竞赓原韵。会余入京师，携其一以行，拟乞题于辇下文章之士。一日坐成侍中容若通志堂，出书画共赏，得一卷，则王、李风流依然合璧，而吴文定、谢文正诸公赠冰壑先生诗记附焉。余因乞此卷归置岩居，即颜其堂曰：‘新咏’。容若欣然许为余书之。”（13）

    顾贞观的学生邹升恒作《顾先生传》，也有“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夏，旋里，奉庸庵公主崇祀乡贤，复修端文公专祠之在惠麓者，祠旁构精庐数楹，颜曰：‘积书岩’”之说。

    这两方面记载说明，康熙二十三年夏秋顾贞观确曾回到无锡，并大忙了一番：将亡父牌位入祀乡贤祠，修葺惠山顾宪成祠堂，并在其旁建书屋“积书岩”，仿照竹炉山房明代图式制作两只竹炉，炉成后又与邑人就竹炉唱和。这一系列五个活动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没有记下所谓的与纳兰性德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玩月”的事，为什么？这说明纳、顾两个人根本未在无锡相聚见面，更谈不上到贯华阁夜谈了，没有发生的事，顾贞观以及他的学生当然不会凭空乱写。上述所引的这些资料可补张、柴两先生举证的不足。至此，人们完全可以断定“去梯玩月”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此史事纯属虚假，实际上人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佐证。

    柴德庚先生批驳赵函谬见时，曾提到纳兰性德“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事。纳兰性德的这封信现在人们还看得到——这信一方面报告自己扈驾南下途中的观感，初至江南的欣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另一方面又有“惟是登封大典，旷代希逢，趣马微劳，臣职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予小子敢惮前驱”（14）等语，向好友剖白自己身不由己例行官差的苦衷。纳兰性德的许多江南朋友常向他介绍江南的旖旎风光，无锡是顾贞观的家乡，他更是神往已久，但这次他到了无锡，却因顾贞观北上赴京未能相聚，所以信中纳兰性德还发出了“启跸遄征，远离知己，君留北阙，仆遂南方”（15）的感叹。

    从纳兰性德的这封无锡之函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顾贞观忙完无锡的一系列活动后即离锡赴京，时间是在九月，此时正好纳兰性德扈从出巡，两位好友一南下一北上，失之交臂，终于未能在无锡相聚见面。也正因为未能在好友故乡见面，纳兰性德才会有在无锡给顾贞观写信之举。

    此外，顾贞观仿竹炉山房图制竹炉，是风雅轰动之举，“邑人闻者，竞赓原韵”。如纳兰性德真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遇上此等韵事，必会写下热情的诗词吟咏赞美之，但纳兰性德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无锡参与竹炉诗会的诗文，他只是说：“惠山听松庵竹炉岁久损坏，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梁汾仿旧制复为之，置‘积书岩’中，诸名士作诗以纪其事。是冬，余适得一卷题曰：‘竹炉新咏’，则明时王舍人孟端、李相国西涯诗画并在，实听松故物也。喜以归梁汾，即名其岩居曰：‘新咏堂’，因次原韵。”（16）此语再次证明纳兰性德未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他还是在回到京师之后听了顾贞观介绍此事才写了相关诗文，对竹炉韵事作出回应。

    上述事例说明，治学切忌有先入之见，更不能胡乱猜测。只有经过全面、客观地分析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避免或纠正所谓纳、顾“去梯玩月”无锡史事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始作俑者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后人却无知地仍然以讹传讹，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谬说在光绪年间

最后“定型”的过程，可为后世治史者戒。

    柴德庚先生对于“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的情况，很感困惑，不禁发出“岂不可怪”的疑问与惊讶。笔者认为在学养颇好的赵函身上发生这种情况确是少见，不过，若是能够了解到赵函的师承关系，也许就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而不感到惊讶了。

    赵函父亲赵基，乾隆中官金匮县学训导。赵函随父寓居无锡，并从学无锡著名家杨芳灿。（17）杨芳灿很喜爱纳兰性德的词，有纳兰词钞本行世。同时杨芳灿与秦瀛也是好友，时常诗文相酬。

    秦瀛是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始作俑者。他的《咏梁溪杂事一百首》卷首有序：“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笔者注）夏五月，余之津门，舟中无俚，系怀乡土，偶有所记，辄成断句，诗成共得一百首，语无诠次，聊以志一时托与云尔。”本文第一章开头所引那首有注的贯华阁诗就是这百首之一。

    据记载，无锡惠山忍草庵在清初确是颇有名气并具有色彩的伽蓝。当时顾贞观、陈维崧、严绳孙等人确曾在庵中进行过诗社活动，如陈维崧《迦陵词》集中就有一首词名《寒夜登惠山草庵（即忍草庵——笔者注）贯华阁》，足见那个地方是这些名士常去雅集的场所。至于纳兰性德扈驾到了无锡，逗留时间虽很短，抽出时间去距离二泉不远的忍草庵游览，探望朋友们早年诗会活动之地，符合纳兰性德的诗人气质，也是纳、顾友情真挚的体现，符合情理。秦瀛在旅途中凭记忆和想象，一时把这两方面的事混淆在一起，就开了纳、顾两个人在无锡夜宿贯华阁错误记述的先河。赵函因杨芳灿的关系读到秦瀛的一些诗，并对诗中所说纳、顾在惠山忍草庵雅集一事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秦瀛毕竟是文学家、方志学家，他后来发觉了自己几十年前的这个错误，并悄悄地作了改正。嘉庆十五年（1810），他总纂的《无锡金匮县志》对忍草庵发生的事是这样说的：“国初，顾典籍贞观尝邀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辈结诗会于庵中之贯华阁。纳兰成德尝过焉，留小像而去。”（18）此段文字写得很清楚，顾贞观等结诗会是一件事，纳兰性德“尝过焉”又是一件事，两者明确分开，这是正确的记载。秦瀛实际已否定了自己早先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错误说法了。

    令人遗憾的是，秦瀛的这个更正，未被赵函注意到。至道光十二年赵函作《纳兰词序》时，仍然不忘自己早年读秦瀛诗中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说法，还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并将之作为“词坛掌故”写进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以讹传讹，使错误史事更加扩展，为以后百多年的学者作了错误的导向。也许，赵函终其生都不知道他引用了秦瀛的错误的诗注，这是可叹惜的事！

    至于清光绪时无锡刘继增作《忍草庵志》，完全有机会对这一错误史事作出订正，但他缺乏综合性阅读，视野不够开阔，如陈维崧，这位清代大词家是宜兴人，又为词坛“阳羡派”领袖，文学地位还高于纳、顾，而刘继增对之却是若明若暗，又疏于考证，以讹传讹，闹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还与活着的纳、严等人同游忍草庵的笑话。更离谱的是凭空渲染，使得并不存在的纳、顾忍草庵“去梯玩月”之事成为无锡地方上的“信史”，谬见流传至今，还广为传诵，这是更可叹惜的事！

注：

（1）秦瀛：《咏梁溪杂事一百首》。

（2）刘继增：《忍草庵志》卷一《总志》。

（3）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零年《季刊》第二卷第四号。

（4）民国二十四年无锡县政府编：《无锡概览》第5页。

（5）柴德庚：《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322页。

（6）（7）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228页，第83页。

（8）1983年无锡市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第193页。

（9）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10）（12）（14）（15）（16）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三，卷五，卷十三，卷四。

（11）《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版，第1244页。

（13）顾贞观：《竹炉新咏卷诗序》。

（17）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九《流寓》。

（18）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十二《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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