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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历史、情节三者的完美融洽

2013-06-23 01:03 　　
　　摘 要：《西厢记》不仅有优美的曲辞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主题。本文从唐、元两个时期的有关现象入手，分析和欣赏《西厢记》通过故事情节，反映历史生活，提炼和升华作品的思想意义的技法。
　　
　　论文关键词：西厢记 思想 历史 情节

　　《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伟大的剧作，享誉世界剧坛，在明代就被称作：“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但人们对它的欣赏大多是从情节、人物形象和上入手，很少从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一些历史生活的角度去鉴赏和评论它的的思想意义。对于戏剧创作，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三融合”文艺思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①这其中“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指反映在作品中的历史生活；“较大的思想深度”指作家对历史内容认识上达到的深刻程度；“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指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时还指出，这是根据“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这一最高标准提出的要求，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正代表着戏剧的未来。《西厢记》是“三融合”的最好版本。
　　
　　一
　　
　　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其作品《西厢记》思想主题无不打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思潮的烙印。
　　元代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重视武力，精骑善射，轻视文治，中断科举。又在上实行“四等人”制，将其作为法定的等级制度：一等人是“蒙古人”，称之“国族”；二等人是“色目人”，指元朝境内的西夏、回回、西域各少数民族人及外国人；三等人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北方汉人；四等人是“南人”，包括南方汉人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元朝的各种都将蒙古人和色目人归为优待的一类，而对汉人和南人加以歧视。而元代的文人在另一种排名中受到歧视。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大义略序》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文人被排在第九位，在乞丐的前面，这就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来由。在元代，汉人遭歧视，知识分子遭侮辱，那么汉人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元代的汉族文人没有元前期的唐宋文人那样幸运，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取士制度在元代前期中断长达八十一年。后期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②。因此，元代文人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加之地位低下，生活困顿，便形成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嘲风弄月、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他们走进市井勾栏，了解了社会百态，在创作中，注重表现市民的生活需求和思想感情。王实甫就生活在其中。贾仲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提到有关他的情况：“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其中的“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浪迹其间，风流落拓。这个阶层是人性化、生活化最直接和朴素的阶层。而当时的社会，一方面，封建礼教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遭到进步潮流的冲击。另一方面，在元朝，长期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所带来的蒙古族思潮，冲击着封建社会各种思想和礼教，这其中包括婚姻，甚至性爱的清规戒律。加之，蒙古人入主中原前曾远征欧洲，欧洲的旅行家如马可·波罗也到过大都，欧洲人的爱情观比当时汉族人进步得多、开放得多。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不可能不影响到风流落拓文人的创作。反映在《西厢记》中，作者冲破了很多禁区。譬如：用人性化和生活化的笔端来描绘崔张对爱情的渴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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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本楔子：暮春三月，桃花飘落，柳絮飞扬，天气晴朗，暖风习习，闺房中百无聊赖的莺莺看到春来春去，花开花落，忍不住对景长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写出了青春女子难以名状、无法宣泄的痛苦。
　　张生初见莺莺时的一段唱：“【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盽着香肩，只将花笑捻。”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达了青春男子对美女出于天然的渴望和倾慕，以及青春女子对这种渴望的自然回应。
　　第四本第一折中，还用了整折的篇幅描写崔张的性行为，王实甫借张生所唱的一套曲子大胆敷陈崔张的初次幽会。毫无保留地歌颂纯真情爱。“软玉温香”“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等很多词句成为中国古典中描写性爱的最典雅最有诗意最有哲理和含义的名句。
　　没有这些情节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无法体现《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主题，也表现不出反对封建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这一思想。这一主题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歌，纪念塔。”③《西厢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爱情婚姻观，也正符合恩格斯的一段重要论述：“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④
　　
　　二
　　
　　在封建社会时期，“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这种观念源自于在东汉时期就有的门阀制度。到了晋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隋唐以科举取士，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使许多庶族出身的士子有了更多的仕宦机会，门阀制度渐次没落，但崇尚门第的风气在唐代社会仍在延续。而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他们之间互为婚姻，以礼法家教自命清高，门第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据《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载：唐太宗深恶“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以为甚伤教义”。对官修《氏族志》以清河崔氏干为第一等，大为不满，下令重修，把崔氏干列为第三等。⑤据唐刘(食束)《隋唐嘉话》载：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为子向山东士族求婚不遂，怂恿高宗下诏禁止最著名的士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代门阀氏族——“七姓十一家”之说。对于这些大族，文宗更是无可奈何。《太平广记》载：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士庶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说：“朕本求郑门衣冠女子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不久，太子暴死，这件事作罢。⑥后来唐文宗为之大发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见《新唐书·杜兼传》)可见崔家的显赫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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