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狂”作为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2)
2013-06-25 01:21
导读：徐渭是这种病态文人的代表，袁中郎《徐文长传》称其：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
徐渭是这种病态文人的代表，袁中郎《徐文长传》称其：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八寸余，竟不得死。……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作为一个在创作上很有成就的文人，徐渭曾在《海上生华氏传》中对自己的狂病有所记录，把自己“激于时事”归于疾病所致。徐渭长钉贯耳、出于猜忌砍杀其妻的极端行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行为心态，显然与狂病有关。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疯狂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西方论者对此多有关注。他们认为“狂乱是赎出智慧的代价”，“不仅没有疯狂的人类存在不能理解，而且如果它不在自身中含有作为自由的极限的疯狂，它将不是一个人类存在。”超常的精神状态是形成独特样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人甚至“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对于艺术而言，精神变态的作用十分显著，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变态扩充了意念、情感和思维的丰富性，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袁宏道论及徐渭的创作，称“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这种独特艺术风格与狂病的精神状态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上像徐渭这样明显具有颠狂病症记录的文人并不多，但这种生理、皆狂的天才文人，的确是文学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种极端类型，他们的病态之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现实理性的嘲讽愚弄。
（二） 进取之“狂”
自从提出“狂者进取”后，“志极高而行不掩”便成为狂者的一种典型气质，屈原、孔融、嵇康、李白、辛弃疾、龚自珍等众多作家都明显具有这一特征。这类文人通常都拥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但往往被排斥于上层之外，在他们身上，狂健进取与肆意沉沦、精神自守与行为外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进取心与不得志的尖锐冲突，使他们心灵深处始终激荡着一种激愤情绪，甚至表现出恢宏的反抗意识以及凌驾于权贵之上的不屈精神。例如苏轼论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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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蹈藉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在苏轼眼中，李白是一个标准的“狂士”，他“气盖天下”、“陵轹卿相”、“笼罩靡前，蹈藉贵势”。这种傲岸豪迈的狂放气概，与其“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宏伟志向密不可分。李白政治生涯短暂坎坷，尽管他一生多隐居、漫游，但强烈的进取意识却始终未曾泯灭。
类似李白这样富于进取心的文人狂士在文论中还有记载，如：
《西清诗话》云：“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咏白鹰》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谲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有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官之。”
在狂子张元寄托心性的
诗歌中，“战玉龙”、“搦月兔”等大胆夸张，充满狂放不屈、不畏权贵的政治豪情，后来他逃至夏国挑起边患，引起统治者极度恐惧。当书生姚嗣宗献诗表现出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狂放豪情时，统治者引以为戒，马上举荐为官。可见封建统治者对文人思想及作品中的进取之“狂”，尤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狂”十分忌惮，这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狂者进取”的价值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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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时期的“狂”，都或多或少地映射出文人对统治阶级和的不满以及两者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文人壮志难酬或仕途失意时，往往收敛起积极进取之心，在现实社会的罗网缝隙中以一种寄情山林、纵情酒色、肆意放任的方式来排遣烦恼、舒展身心。从竹林七贤到白居易、杜牧，再到柳永、关汉卿……尽管这些文人并不能完全摆脱个人与封建正统之间的矛盾对立，但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心灵转向庙堂之外，要么林泉野逸、纵酒任诞，要么在歌舞声色中尽情放浪，通过风流游荡来解脱人生苦闷，并以此展示自我个性，寻找精神平衡。客观地说，放浪之“狂”是文人们调和矛盾、避世保身的一种手段。
柳永是一个典型例子。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永）为举子时，狂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柳永一生沉湎于歌酒罗绮中，他这种“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放荡行为，既有追求身心自由的个性意识，又有深奥屈折的韬晦倾向。柳永在“偶失龙头望”后将社会正统的人生价值观抛置脑后，而把自在无拘的秦楼楚馆作为人生归宿，甚至公然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离经叛道精神和反抗传统价值的超人胆量。在他看来，只有青楼放纵、歌酒享乐才是人生乐事，只有个性自由、心灵舒展才有生命价值。这种纵欲型的狂放，实际上是以极端的、趋于病态的生活方式去对抗封建正统观念及价值原则。
无论是寄情山林、耽于酒筵，还是纵情声色，这种“狂游狭邪”式的放浪生活，大都是文人在“狂者进取”而不得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新型人格模式和价值取向。“狂游狭邪”充满了对传统社会规范及价值观念的蔑视，是一种独特的“狂”现象。
文人的“病态之狂”、“进取之狂”和“放浪之狂”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气质行为，它们可以分别体现在不同的文人身上，也可以综合地表现在一个文人身上，苏东坡便是“进取之狂”与“放浪之狂”互相结合的典型。无论是“志极高而行不掩”的进取之狂，还是寄情林泉、纵情酒色、狂游狎邪的放浪之狂，归根到底，都是对礼教束缚、社会陈规的大胆突破，是文人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
三、 传统文论中文人之“狂”的双重标准 古典文论中关于作家之狂的论述相当多，但褒贬各异。例如齐己诗曰“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把李贺、李白的颠狂风范与其作品气势联系起来，并把二人视为后来文人的楷模。再如萨都刺“四海知名李白狂”，李东阳“恨杀多情杜老狂”等诗句中所涉及的诗人之“狂”，显然都带有褒扬色彩。然而在另一些评论中，“狂”则带有批判意味，如：
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东坡一派，无人能继，稼轩同时，则有张、陆、刘、蒋辈，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余辈。然愈学稼轩，去稼轩愈远，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
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聪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长等乃琐异派，风狂才子能之……
李淸照是宋代词坛上一位女杰，她才情出众、见识超凡，作品成就不让须眉，然而被论者评为“妄不待言”，“狂亦不可及”。此处清照之“狂”与齐己诗中长吉之“狂”都与才气密不可分，然而褒贬态度却明显不同。东坡、稼轩等豪放词自有一种狂放气韵，陈廷焯对稼轩词颇为欣赏，然而却把后人所学习模仿的豪放风格视为“狂呼叫嚣”，加以排斥；恽敬更是把徐渭一类的“风狂才子”称为“琐异派”，并当作文人之病痛。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文人之“狂”之所以在文论中有不同表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论者没有把标准与标准区分开来。就文学理论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是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它对文学本体的观照往往与政治教化、思想、道德等交织在一起，因而中国传统
美学范畴有很多是从
哲学范畴、伦范畴及一般语词中分化出来的，这种分化始终未完成。即便是看来毫无疑问的美学范畴，或者是在谈论艺术的场合出现，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美学范畴。“狂”范畴便是如此。它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张岱年先生《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一书把“狂”、“狷”组合起来，作为“中庸”的对偶概念纳入到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总体系的“人道范畴”中。因而从社会角度看，“狂”是一种非正常的超越常规的行为方式，它以一种任性肆意的言行来表示对正统价值观念的反叛与破坏，具有鲜明的道德批判色彩。在道德领域中，“狂”往往是离经叛道，不合社会大众行为规范的极端表现，通常处于被谴责被排斥的地位；然而在审美领域中，“狂”是不带贬义色彩的，它被用来表示一种放纵不拘、率性自由、傲然独立的气度风貌。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艺术风格与作家气质之间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分，作家的行为气质与品性道德也经常混为一谈，因此历代文论提到作家之“狂”，常常是思想道德与气质风格不分、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交融，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如《石园诗话》评价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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