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川善书的传播文(3)
2013-06-28 01:04
导读：不管是场书还是台书，听善书的，大多是周围的群众，每次聚集百来人，形成群体的模式。时日渐久，会有一些善书迷，“爱听善书”的群体意识将善书观
不管是场书还是台书，听善书的，大多是周围的群众，每次聚集百来人，形成群体的模式。时日渐久，会有一些善书迷，“爱听善书”的群体意识将善书观众和善书艺人凝聚在一起，形成牢固稳定的群体核。同时，群体之中还有小群体，善书艺人也构成一个群体，即由师承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一个个班子，群体内进行切磋探讨，传承并发展了善书技艺。善书传播还与传统节日如清明节、中元节、春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群众还愿、祭祖、祝寿等也喜欢请善书艺人表演善书。可见，善书的传播还和其他民俗活动互融在一起，而大多民俗活动的功能就是把平时闲散的群众真正聚结在一起，形成“群体”。善书就这样在群体范围内传播。
上文已提到，汉川善书表演中专门有歌哭的唱段，悲切婉转，催人泪下。据顾颉刚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民间就有“善歌哭”的风习，孟姜女传说中就讲到孟姜女哭倒长城。善书艺人通过歌哭调动人的情感，其实体现了群体传播中的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机制。群体暗示，类似于的催眠暗示。“暗示是在无对抗条件下，人们对接受到的某种信息迅速无批判地加以接受，并依此而做出行为反应的过程。” [7](P321)女艺人张远香说：“不论什么书，只要深入角色，就能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自己流泪的时候，观众也跟着流泪。”如《滴血成珠》中，秉桂死后，善书艺人并不急于让故事往前发展，而是连着三个唱段哭失去亲人的痛苦：田氏哭夫，琼瑶哭父，秉桂托梦哭妻女。艺人几番哭诉，让观众也觉悲伤。这种悲伤情绪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即群体感染。
法国学家涂尔干说：“一般说来，社会只要凭借着它凌驾于人们之上的那种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神圣的感觉，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社会之于社会成员，就如同神之于它的崇拜者。”[8](P277)他强调了由社会形成的作用于社会成员的那种看不见的力量，汉川善书的群体传播模式，同样也在现场形成一种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这就有了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来自大的社会规范，如人们日常接触的“忠孝节义”，在听善书的场合，道德伦理被放大和强化，在善书群体中迅速形成人心所向的情感舆论，造成群体压力，少数为恶的人在这样一种场合，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免受众人制裁，多能够幡然醒悟。曾有这样的事实：艺人徐忠德讲了《白公鸡》后，打架扯皮的两家人和解；讲了劝人行孝的善书后，不行孝的人变得孝顺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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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川善书的传播 善书的活态表演在国内其他地方已基本绝迹，而在湖北汉川绵延至今，这是很独特的现象。除了以上微观层面的分析，从宏观方面，汉川善书得以传播的土壤或有利条件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的惯性。“尽管我们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都已经向前走了很远，但我们的农本社会的根基和文化根基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变革，而是以一种文明特有的成熟方式从容地持续生存。”[9](P256)汉川善书悠久，根基深厚。汉川人民已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但仍有一些儿童时代即接受善书熏染的艺人们、观众们，仍延续着这一传统，并影响着下一代，形成乡土文化模式。汉川善书还嵌入日常生活结构中，成为一些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马口镇，几乎每天都有善书表演，民众经常不自觉地就来到善书场子。经，笔者发现60岁以上老人大多听善书已成习惯，而节目对其并无太大吸引力，而且如前所述，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人机交流”模式远不适合这些老年人的生活，他们接受信息的习惯以及文化娱乐方式很传统，而且是不易改变的。
(二)汉川民间还有较深的好巫思想。据调查，清明节要贴象征四季平安的符，念佛经可以治病，用铅笔可以占卜孕妇生男生女等大大小小的巫术思想，在当地民间仍有大量遗存或以新的形式出现。有些非职业者，农闲时喜欢邀邻居或乡人到家里听自己讲唱善书，所谓“命不好，所以讲善书”，是想通过讲善书的方式来积阴德，以求好报，改善背运。有的家庭死了人或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也必请善书艺人到家里讲善书；有的在菩萨面前许愿要还愿的也请善书艺人讲善书。讲善书之前，善书艺人还要祈祷神灵，并举行一系列的巫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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