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文
2013-06-30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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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濂;戴良;友谊;婺州;元末明初
关键词:宋濂;戴良;友谊;婺州;元末明初
论文摘要: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
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
[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
[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
[3]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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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
[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
[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
[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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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
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棲棲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
[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时被召至幕下,担任了郡学学正,然他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忏悔情绪。我们可以从他在郡学中写的一些诗里窥见其心态,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写道:“卒岁囊无褐,为儒坐有毡。每因官俸薄,时动故人怜。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归去好,家在白云边。”
[3]卷3最后两句,是他欲辞去郡学学正的托词。实际上,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好友宋濂离开郡学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