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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这反映曹操之惧“为文伤命”的文学思想。《养气》所引,事涉养气,谓用思过度有伤身体,这不仅是曹操的文学思想,也是曹操的养生理论。如果曹操有关养生的文论能保存下来,则对于曹王的文气说的理解当能更为丰富而确切。
综上所述,曹操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通过乐府诗来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作品中透露出慷慨悲凉的气概,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们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尚实、尚尽、重实录和反对浮华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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