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及其在文学史中的缺席(2)

　　（二）男性文人的推崇

　　明清之际，才女层出不穷，她们大量出版自己的诗集以谋求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当时的男性文人积极维护这些才女，赞助她们出版诗集，并竭力为女性作品的经典化而努力。可以说，倘若没有男性文人的支持和推崇，女性诗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作品问世，并在当时成名。正如孙康宜女士在《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里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成了当时的风气。”从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诗歌总集来看，明清的共有129部，其中有过百部是由男性文人编纂的，因而女性诗歌成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性。“尤留意于广东文献”的冼玉清在其《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正如冼玉清所言，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绝大多数要么是名门之后，受过良好的；要么是才士之妻，夫妇唱和；或是令子之母，子侄相尊为之表扬。仅以明代的吴江叶氏家族的女性创作来看，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一点。明末吴江叶氏“一门之内，同时闺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当时的吴江诗坛的女性代表人物，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都才貌双全，富有文才。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载：“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人，副使珫女，工部叶绍袁妻。”沈大荣《叶夫人遗集序》曰：“叶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识鉴过人；秋月银河，可方内度，春池琪树，差拟容仪，支机天巧，班蔡文华。”沈宜修是按察司副使沈珫的女儿，是著名作曲家沈璟的侄女，其丈夫叶绍袁曾任过北京国子监助教和工部主事。可见沈叶两家都是官宦，两家都重视教育，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传统，因而沈宜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文化熏陶，嫁给进士叶绍袁以后，更是夫唱妇和，因而方能“支机天巧，班蔡文华”。叶氏三姐妹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生长在这样的诗风浓厚的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她们德色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敢于大胆冲击思想的禁锢，显示出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她们才情超绝，诗词俱佳，更相唱和。叶氏家族可谓“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清代的袁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广收女弟子，并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天下，切磋文学。“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都为拔尤选胜而存之。”他编《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共选二十八人诗。自古才子佳人配，才士歌伎配，明清之际尤显突出，像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顾媚，杨文骢与马娇，葛徵奇和李因，钱谦益与柳如是等等，她们的结合无疑给女性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可见，明清之际的男性文人普遍关注女诗人的成长，力推她们的作品，我们不妨将此作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外在推动因素。

　　（三）“自然”和“清”的特质暗合男性文人的趣味

　　男性文人推崇女性诗人的作品，固然要找到其合理的理由，进一步说，就是要找到女性诗作的真正的文学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里说：“使一个文学作品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特质，乃是一种特异性，我们要不就永远无法予以归类同化，要不就因为它显得司空见惯，以致我们根本忽视了那种特异的本质。”女性诗歌得到明清文人的如此青睐，我想也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女性诗歌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便是“自然”和“清”的特质。直接指出这两个特质的当属晚明的钟惺，他在《名媛诗归序》中以一个男性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表态宣言，对女性创作价值进行系统的评论，序中提出这样两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一曰“自然”：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模仿而工者也。《三百篇》自登山涉砠，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世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故凡后日之工诗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诗者也。

　　“自然”是诗歌的本色，便是说，诗歌创作当以自己的性情为本，直抒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方乃真诗也。

　　钟惺何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对女性诗歌价值进行评价？我们不妨再次回归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其一，当属王学左派的兴起和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前文已述，他们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其二当受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影响。他们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注重个人情感与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还有李梦阳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他认为 “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所以，钟惺认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在也。”同为竟陵派的谭元春也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2]

　　清代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宋明大力反对。由于处在易代后的特殊阶段，他们更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强调文学要“为时”，“为事”，但同时他们亦认为“诗本性情”。黄宗羲论文学时就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认为“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鸣，所以‘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所藏纳’”。（《南雷诗历·题辞》）秉性洒脱不拘的袁枚，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1]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进步文人都追求一种自然的诗风，要求诗歌创作需“发乎情，根乎性”。而当时的女性诗歌则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她们深居简出，很少踏出闺门，很少有机会去游历名山大川，活动范围狭小。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就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她们保留了一份真性情，发乎于诗，真情自现。而当时的男性文人作诗则模仿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流派，并依循一定的法则进行创作，号亦言其志，但已不是自然之声。也正是这份自然，使得她们的诗歌也同时具有了温柔敦厚的潜质，合乎了的中和之美和风雅精神的主张。《山东通志》载：“毛钟秀诗温厚和平，庄严不佻。”清晖楼主在其《清代闺秀诗钞·序》中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自宫闱始。”明代赵世杰在其《古今女史·序》中说：“吾不知女才之变，穷于何极，……一寓目而兴观群怨，皆可助扬风雅。”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女性诗歌在当时不仅是发乎性情的，而且具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精神，“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女性诗歌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起到教化作用，同时又合乎风雅，具有自然质朴明朗的风格，因而获得明清之际文人的激赏。大学士陈之遴在其继妻徐灿的《拙政园诗馀序》中赞美其妻之作表达了温柔敦厚的特质，范濂评王瑞卿的诗亦曰：“尔雅俊拔，类刘长卿；风骨非但无宋人烟火气，即长庆西昆诸体，皆不逮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