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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普遍具有一种“自然”的特质,唱和吟咏,皆出于心声,同时又兼温柔敦厚和风雅之美,这正是当时文人所追求和推崇的。再来看钟惺对“清”的论述:
夫诗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尝序友夏《简远堂集》曰: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移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薰香,与为恬雅……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清”同“自然”一样,文人尤喜之,何也?诚如钟惺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诗歌具有“清”与“真”的特质,女性诗境具有真善美的品质,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因为男性文人正日渐缺乏这种“清”的特质。[3]笔者在研阅《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发现,明清文人都强调女性诗歌传统的悠久性,动辄列数前朝的女性诗歌创作来抬高女性诗人、诗歌的地位,尤其是追溯到《诗经》这一最具权威的诗集,指出里面很大部分是女性的作品。关于此点,孙女士在其著作里亦述,此亦不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关注女性诗歌中“自然”和“清”的特质,要看到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诚如孙女士指出的那样: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3]由于在现实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笔者在这里将“真”理解为“自然”)
“自然”和“清”的特质可以说是明清女性诗歌的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女性诗歌繁荣的内在决定因素。
(四)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之所以如此繁荣,还与其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助推器”。
先看创作的群体化。
其一,创作的家庭化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吴江叶氏家族,据载,叶绍袁和沈宜修夫妇共有八男五女,《苏州府志·文苑传》载:“叶氏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一门之中,更相唱和以自娱。”可见叶氏家内文风之盛。她们的创作成果极丰,母沈宜修的《鹂吹集》收诗634首,另有补遗诗2首;长女叶纨纨《愁言集》收诗97首;次女叶小纨的《存馀草》收诗51首;三女小鸾《返生香集》收诗113首,补遗诗2首;五女小繁存诗12首;三子之妻沈宪英存诗18首。如此繁盛,无与伦比。叶氏家族是当时女性诗坛的中心,这显然与其家族化的集体创作是分不开的。沈家也非常重视,叶沈结合,更相唱和。《午梦堂全集》和《吴江沈氏闺秀集》便记录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再如桐城的“名媛诗社”,以方维仪、方孟式和方维则为首,在她们身旁聚集了大批亲友眷属。还有像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的诗歌创作亦可看作是家庭化的。[4]
其二是女性结社。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道:“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可见当时女性结社蔚然成风,规模也很大。著名的女性诗社有“名媛诗社”、“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秋红吟社”、“湘吟社”等,女子结社对于女性的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来她们可以相约游山玩水,开阔视野,从而丰富诗作的内容,二来她们可以更相唱和,互相切磋,互相促进,共同出版诗集,这些对女性诗歌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
再看创作的区域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女性创作的分布。笔者在此想以明清之际安徽籍的女性作家为例来说明。笔者据《历代妇女著作考》,明清有诗文结集的安徽籍女作家计约240人,其中明代16人,清代224人;从地理分布来看,以南方的为多,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一是以休宁、歙县和婺源为中心的徽州地区。
首先是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明清之际桐城出版过作品集的达五十多人,蔚为大观。桐城自古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此地悠久的文明。这里诞生过很多的杰出人士,清代的“桐城派”可谓闻名遐迩。这里不但男性文人学士辈出,而且女性才人也层出不穷,前文提及的名媛诗社就诞生于此,正是此地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无数的才淑名媛。
其次是徽州地区。此地亦是藏龙卧虎,自古就是个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最著名的当推徽商文化,明清之际徽商盛极一时,他们踏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徽商尤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作法在当时可以说形成了风气,因而女子读书自然成了易事。徽州女子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这与当时重视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另外,徽商们长年在外,家中也需要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来支持门户。正因为这样,女子习文学诗成了风气,女性吟诗作对更是一种风尚。
笔者不仅想以此来作为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一方面原因,更想说明的是:我们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放到特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内,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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