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述要文(2)

　　三、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原型

　　研究者都认为，黄氏的近事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将其主人公与当时的真人对上了号。但是，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原型是否一致的问题上。研究者对周庸桔、张任磐、康有为、袁世凯这几个形象有不同的看法。像<廿载繁华梦》的主人公周庸佑，字栋臣，影射晚清广东大买办周东生(栋臣是东生的谐音)。在从原型到典型的转变过程中，作者的处理手法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至于《宦海潮》的主人公张任箬，其原型是清末外交家、广东南海人张荫桓，有研究者认为，黄氏对这位“外交人才流露了赞许之情”，也有人认为“作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他为求得升官发财而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对于康有为这个人物，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处理得十分失败。因为康有为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有意丑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从陈少自、曾克瑞以及康有为儿媳庞莲的回忆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符合原型”。对于袁世凯，有人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脚，但是阿英说：“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不过批评过后转而又说，作者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逸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既然有这样的创作理论作为，那应该明白，黄氏塑造人物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作理想，不是为人物立传，所以，在的取舍和加工上，黄氏有他自己的理由和方法。
　　事实上，小说与史传或者人物传记有很大不同，而不同的文体对真人真事的处理在程度上要求是不同的。小说人物可以来源于生活、历史；但是生活、历史中人物，并不等于小说人物，小说家要对人物材料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加工。而作家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加工，就要看其思想认识、创作意图与创作水平的高低了。因而，对于小说创作，没有必要就小说人物与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是否完全相符而争论不休。

　　四、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思想内容与成就

　　对此，有的研究者肯定其思想内容，而否定其艺术成就；有的则是肯定其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创作动机。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就举《大马扁》为例，有人认为：“所写多非历史真实，有些完全是出于丑化”，“这种描写虽出于当时革命宣传的需要，对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创作的动向不能说毫无意义；但从角度来衡量。应视为失败之作”…如。这是肯定内容、否定形式的观点。不过，也有人说：“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充满错误与荒谬之处，艺术上也较平庸，基本上是一部失败之作。”这种观点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致否定。再说《宦海升沉录》。有人认为：“在演述某些历史事件和塑造袁世凯形象方面，也有不妥当或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它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这种观点对其成就含糊其词，承认其有所成就，却又没有肯定地说其好在何处。但是，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阵营，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论争而形成公开对立的两个派别。
　　出现这种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介绍性的东西当然不能形成学术气候；其次，各自都有自圆其说的条件，“因为小说家言，畸轻畸重之处，自然也就难免了”；再次，研究者多对黄氏所处的时代和思想表示理解，这是由于“属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思想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与带着阶级偏见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诽谤到底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严厉指责过黄氏的小说创作。

　　五、黄小配近事小说与谴责小说及其他革命派小说之比较

　　赵明政先生指出，谴责小说与黄氏近事小说有以下区别：第一、从思想内容和立意方面看，谴责小说“往往千篇一律地暴露官场伎俩，停留在指斥、嘲骂时弊之上”；黄氏的小说“没有停留在暴露谴责上面”，“有着明确的意图——推倒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在揭露中蕴含着积极的主题”。第二、从小说结构方面来看，谴责小说“采用平面横式结构”，“罗列奇闻怪状和官场丑闻，编成一组组互不连属的故事”；黄氏的小说“采用纵式结构”，“以一人遭际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进程，以一人的经历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第三、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谴责小说“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往往是人物性格单一，形象单纯”；而黄氏的小说“比较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有发展变化，人物形象还写得相当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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