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之风忠烈之情——张煌言诗歌分析(2)
2013-08-21 01:08
导读:风雨不得渡。或为蓬垢颜,窃恐逢彼颜。古云粥仓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妇愚,虽死犹弗悟。 其诗歌也写战乱给家人带来的深痛灾难。如(以答内子狱中
风雨不得渡。或为蓬垢颜,窃恐逢彼颜。古云粥仓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妇愚,虽死犹弗悟。
其诗歌也写战乱给家人带来的深痛灾难。如(以答内子狱中之寄》,既有早年离家为国奔波,竟连累妻儿尽皆入狱的辛酸,也写自己绝不妥协的抗清意志,把自己在战火中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浩然壮气,令人不敢逼视。《代内人狱中有寄》、《闻家难有恸四首、显甥奔至都是这种写法。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个人或家庭的辛酸悲惨,但由于人或事都遭逢着战乱流离,个人之痛、家事之悲就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从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说,这些“陈时事之小者”的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诗史”固然直陈时事,但并非可称为“诗史”的就只有“直陈时事”。煌言诗的“诗史”性质,也绝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有历史事件,而煌言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具体,也更为生动的内容,以其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动荡年代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如组诗挽杨玄石侍御、侍御室人从容就义、挽杨瑶仲广文,从诗中能够看到的,有“五君子之难”杨氏一门兄弟娣姒同死义的史实,也有杨氏一门遭难的原因,还有作者对此的态度。
当然,煌言也认识到了诗歌的现实作用。奇零草自序》中,他对被“后世至今名为诗史”的杜甫,很是推崇,说杜甫虽“流离蜀道”,而“不废风雅”;煌言也把自己的诗歌看作是“思借声诗,以代年谱”。因此,煌言并不象他同时代的较多文人那样,把诗歌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只作陶冶个人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有意识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的。就以诗记史、以诗证史这方面来说,煌言的诗歌堪与杜诗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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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言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其写作方法较之别人有较大变化。明朝诗歌,从开国到亡国,曾经几度变化,从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到东林、复社诸君子,从歌功颂德、独抒性灵、抒写理想怀抱到清议时政,变化不小。张煌言的诗歌作于明末抗清救亡之时,一洗某些诗人的卑弱习气,而备写民众疾苦、关心国家安危,与诗门大家杜甫遥遥相对。
煌言诗大都用叙事手法来写时事。诗的叙事手法起源甚早,诗经、乐府都用过。并经过诗圣杜甫这一高峰,其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新的高度,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借鉴的艺术技巧。煌言于此则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笔法。煌言诗叙事,既有整体过程的粗笔勾勒,也有局部事件的工笔细描,实际上就是通过细部刻画来达到叙写事件的整个过程。如汾洲行,诗篇将战争、乱离与灾难等场面一一显现,“五六年问风云变”,廖廖几字勾勒出易代之际风云突变状况,选择下笔细描的都是普通细小的场景,如“孤城”、“万骑”、“炮声”、“城头甲士”、“援师”、“裹创”等等,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将战争惨烈逼真地烘托出来,进而反映出战争的整体面貌,于是诗的概括性便凸显出来,故事性也随之被冲淡,而真实色彩则得到极大的加强。
当然,煌言诗中的排律并不多,更多的是五、七言律诗、绝句,在这些短章小作中,诗的细部刻画不再是精心刻画、精雕细琢,而是通过部分典型细节构成大场面,形成大画面。如追往八首(其三),概括了斗争的几个阶段,从清兵南下给美丽江南带来了深重灾难,写到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再转入轰轰烈烈抗清斗争退潮后的感叹。从大处着笔,把危难困苦的社会现状形象描绘出来,而诗人不屈不挠、矢志报国的坚强决心也跃然纸上。
“迂腐的学究把‘诗史’当唐吏、宋吏、明史、清史读;可诗人并没真的把诗歌当唐史、宋史、明史、清史写”。_l。诗人创作诗歌时,并不只是作客观冷静的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于诗句节骨眼上插进自己的声音,他们或抒情、或议论,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抒情可能程式化,议论也可能不怎么高明,可有如水分和血液,毕竟使过于干枯的身体显得富有弹性和活力。善于感事抒情,不仅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一大批出色的咏史诗和怀古诗,而且使着力于纪时事的‘诗史’保持诗歌特有的艺术魅力,不曾变成有韵的史书”。E’/3oillT~!EI甲辰八月辞故里,这是作者被捕后解送杭州途中经过故乡鄞县时写下的。有国亡被俘、押解杭州等史实的叙述,“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又有作者殉国之志的抒发,“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还有作者希望能够葬在西子湖畔,并告慰乡亲说自己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生我育我并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浙东故土,“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可以说亨字都是真情实感的吐露,那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坚贞之情,使我们看到一个人自觉地走向死亡时的真实心态,看到了一种完美的人格,一个真正的英雄,听到了一支人世间最壮美的歌。又如生还四首)(其一),整首诗写与清兵作战突围生还后收拾残部的情景。写了战况的转折,写了战争的惨败结局,写了自己的脱险,写了败后的心理,也写了江东的父老乡亲,这些都是细部描写,而通过这些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它也是一种心境,更是一腔压抑极久渴望渲泄的悲愤。煌言诗中既有客观的真实叙述,也有主观的强烈抒情,作者已把两者汇为一炉了。其实煌言的相当部分诗作中,是很难区分出哪部分应归为叙事诗,哪部分应归为抒情诗,如闽南行;更有部分诗还杂以议论,如野人饷菊有感、舟山感旧》等,这些诗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而抒发的是一已情怀。”)
煌言诗在叙事、议论、抒情之时,善于熔铸前人诗句,信手拈来,而天意浑成,毫无生僻凝滞之感。生还))(其一)中“生还非众望”系是从杜甫羌村三首之“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和喜达行在所三首之“生还今日事,问道暂时人”化而来;“死战有谁归”句是从唐代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化出;“包羞心事违”句是从唐朝杜牧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化出。追往九首))(其三)中“长驱.胡骑几曾经,草木江南半带腥”是从杜甫(垂老别“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化出。此外,煌言诗也善于用典。如“江东父老见”(生还四首其一)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招魂部曲稀”(生还四首其一)是化用楚辞中招魂)篇的意思;“前茅独让弃儒生”(师次观音门)是化用西汉武帝时迁谏大夫终军的典故;“须眉谁复叹新亭”(追往九首))其三)化用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的典故;“椎飞博浪沙先起”(追往九首其三)出自((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募力士以铁椎击刺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