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

　　在艺术中，没有“对立”就没有人物，就没有性格。对于人物性格“对立”的描写，敌对的和阶级的“对立”，容易区别得鲜明；阶级内部和阶层内部的“对立”，却容易雷同。可见，塑造众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长篇小说首先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其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同一集团内写出许多千差万别的典型形象来。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正是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卓异的成就。

　　《红楼梦》中的人物共有四百之多，光是生动而著名的就不下百余。其中一些思想性格身份地位类似的人，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能各人各面，千姿百态。作者异常分明地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场合想仿，谈吐相近，神情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把各自的个性区分出来，使神态相似而不雷同，言语相近而不重复。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形式，不能不说是因为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常常采取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对比手法的结果。这个对比手法，正是恩格斯所准确提示的那种“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方法。这是一条异常宝贵的创作经验，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决窍”。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称这种手法为“特犯不犯”。金圣叹叫作“犯中求避”。犯，是有意把两个人物的某一点写成相同、重复；同时，又避，即在同中求异，在重复中求不重复。古今中外，天地万物，无不处于矛盾之中，无不相比较而存在。在艺术中采取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正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红楼梦》在刻划人物性格上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好好揣摩，努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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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楼梦》所创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些是同属于官僚贵族之家的当权人物；有些是生活在珠围翠绕、锦衣玉食之中的公子小姐；有的是一母所生所谓小家碧玉的年轻貌美的胞姊胞妹；有些是常年受人奴役欺凌的丫头奴仆。为使这些出身、经历、地位、教养大体相同的人物各有生动鲜明的性格，曹雪芹地塑造他们时，采用了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而使那些身份相同或地位相近容易混淆的人物表现出极大的个性差异，毫无雷同之感。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出身名门的千 金小姐，同是以亲戚关系寄居贾府的。她们的生活起居、学识教养是基本类似的。论“诗才”，不相上下；论容姿，都是“艳冠群芳”。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共同语言。照常理讲，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恰恰相反，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把这两个人物写成了异常分明的对立形象。作者通过她二人言谈举止、行为动作、思想作风的刻划，揭示了二人性格上的不同，内在本质的迥异。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爱情上，即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爱是纯真的爱，而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则是因为贾宝玉是贾府的宠儿，是这个家族的当然继承人。这种爱是出于功利动机的。另外，黛玉的爱是通过“题帕诗”向宝玉倾吐的，真率而不明言，含蓄又心心相印；而宝钗的爱恋却是抑制了感情的一面，为了未来的地位，她采取得是审慎的富有谋虑的处世方法。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处世为人上，即黛玉高洁，自尊，不愿违心地去迎合世俗。无论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贾母，还是对有权势的管家少妇王熙凤，她从不考虑如何去讨她们的欢心。她“孤高自许”，天真敏锐，语言尖刻，结果遭来了流言蜚语，最后在宝钗嫁给宝玉的一片欢闹声中，悲悲惨惨地离开了人间。薛宝钗正好相反，她靠封建淑女所具备的德性和那背后的财富家世，争取了贾母王夫人的欢心。她“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丫环奴婢也表示出贤惠宽容的态度，终于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这种“不同”和“迥异”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仕途经济的看法上，宝钗热衷于对宝玉进行“仕途经济”的说教，致使宝玉讥讽她，一个女儿“也学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薛宝钗的思想实质。而林黛玉正好相反，用宝玉的话说就是：“林姑娘”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这便是钗黛的本质区别。由于作者在一系列相同事件上让钗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使得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是那样鲜明突出。不难想像，如果作者孤立地去塑造其中的一个，是决不会收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的。

　　《红楼梦》的人物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