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文

当前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十分繁荣, 出现了一批佳作。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则几乎占领了每天电视的黄金时段, 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 往来穿梭, 很是热闹。这些历史小说与电视剧, 在目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整体上看, 短期内它们都难以被超越。

     从历史题材写作的总体指导思想来看,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对立之争已被搁置, 呈现了写作者多样的历史观与群众性的审美需求的多样性趋势。重新感知历史, 大写历史,反思历史, 这是当前时代的需要。同时,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 大说历史, 在历史的艺术形态的展现中获得娱乐, 也是在消费历史。广泛的市场消费需求, 导致了对历史消费的多样性。

     在历史小说、电视剧中, 大体有正说的历史写作和对历史“戏说” 的写作, 解构历史的写作, 和以逆反心理来改写原来的小说或是剧作的多种模式。这最后一种的写作, 实为胡乱改编, 品位低俗, 且往往要引发官司, 是些不上台盘的东西。

     正说的历史题材的写作, 包括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 实际上因作者的史识、史观的不同, 而出现了不同的类型。

     我们先说一种大致适应了当今老百姓历史体认的“圣君贤相” 的历史故事写作。过去广为流传的那些“太平盛世”的“圣君贤相”的事迹, 自然格外受到当今不少作者的青睐, 描绘这类历史人物、事迹的作品, 可以说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上至高级官僚, 下至普通百姓。前者除了满足自己的消闲审美需求, 大概还要暗暗对号入座, 把自己与书中的明君贤相做个比较。后一类读者则在千年传统流风的裹挟下, 总盼望有个太平盛世, 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圣君贤相身上, 渴望他们出来建立清明的政治与社会。“明镜高悬”这块匾额, 不仅仅是戏仿性的装饰, 却是地道的圣君贤相的威严象征; 而宫闱秘闻、权谋较量、株连杀戮、征战讨伐, 自然是十分讨好的素材。这类小说, 通俗易懂, 情节引人, 印刷量大, 卖点极好。当今社会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 与历史中的黑暗、腐败现象惊人的一致, 如今观众在历史戏里看到, 那些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腐败官员一一受到惩处, 于是在休闲娱乐中感到了情绪上的满足。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 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确实把众多的历史事件, 大量虚构的情节加以审美化了, 人物也不再简单化了, 读者阅读起来很有兴致, 观众看得很有趣味。不过, 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总让人感到少了些什么。这里历史场景是有的, 情节的生动性是有的, 而且热闹得很, 但却是少了那么一种从生动的历史场景中流淌出来的历史的意味。

     历史小说的创作, 要具有一种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涵, 和因此而自然获得的思想深度, 产生一种意味, 显示作品的较高品位, 这是与作者的史识、史观密切联系着的。

     史识产生于对史实的彻底的、独特的把握中。这里所说的所谓彻底, 不是指对于史料把握的详尽无遗, 而是说透过重大的史实, 对被把握的史料有着独到的体认, 理解到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那种内在的和独特的意义。这是受到创作主体的历史观的制约的。比如《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阕词, 显示了作者的一种历史轮回的史观, 这种历史观在过去是极为普遍的。但是小说由于复杂地反映了历史特定时期的战乱, 写的极为好看, 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智勇风貌, 而揭示了作者史识的深度。而挂在(1888年) 昆明大观楼的孙髯翁的一副楹联所表述的史观, 则要深刻得多。它的下联说到, 历代帝王费尽移山心力, 建立了伟烈丰功, 但“珠廉画栋, 卷不及暮雨朝云, 便断碣残碑, 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 半江渔火, 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作者意识到, 几千年里历代王朝来收拾云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