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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二）文(2)

2013-09-02 01:19 他最需要运用别人进行慎密细致的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实际上，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批评作为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上述批评也正需要、并依赖于这些学者们出类拔萃的劳动。由此可见，只要不产生误解，新批评在原则上是一种与正统研究最少冲突的批评。·····我要强调，批评与正统研究在原则上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辅相成，我觉得，它们完全能够在一种神灵附体的怪物--完美的批评家身上理想地融为一体"（13）。克林斯·布鲁克斯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他的确可以栖身于本世纪最杰出的批评家之列。不幸的是，国内有的论著将他称为一个惯于玩弄"折衷主义" 的机会主义理论家（14），这恐怕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新批评的实干家们大概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15）。

尽管新批评的理论家和实干家都一直在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辩护，新批评最终还是在六十年代末被从欧洲进口的各种新理论夺去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多元的批评方法在美国繁荣兴盛。有论者认为新批评的失势全在于它自身的狭隘和僵化。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求新求变的角度上来看，新批评的失势是必然的。没有哪一种理论范式应该和能够永远称霸学术界，每一种理论都只占有部分的真理，人们需要多样化的角度和层面去观察、思考和评价问题。但是否据此就要彻底抛弃新批评的观点和做法呢？克林斯·布鲁克斯曾经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有些理论家指出了新批评派"情有可愿的历史背景"，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美国文化教育的种种情况需要这种文学批评"，但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学生是否在诗歌方面已十分精通而不再需要新批评派在四十年代'干得十分出色的那一套'了？事实上，全国范围（按指美国）的文化水平在继续下降"（16）。新批评派失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和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哲学思潮运动联系起来。在一些新潮理论家看来，新批评家所持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文学立场是不合时代潮流的。这些新派理论家认为，对文学作品作出的任何价值上的评判，或者对任何文学标准的坚持，都可能意味着判断者在种族、性别、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感，是一种"死的白种欧洲人"（Dead White European）的价值观对评判对象的话语霸权。这种极端的新姿态往往跟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被笼统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ity）的东西还能走多远？我不敢妄说。但在中国大陆，"后现代"的热潮似乎已经退却了。